中环皇后大道中，汇丰银行总行大厦的顶层。
落地窗外，维多利亚港的巨轮像移动的山丘，缓缓穿梭。
汇丰大班捏着《香江报》，指尖轻轻敲击着办公桌，目光深邃。
1960年的汇丰，掌控着香港大部分信贷资源，航运业是他们重点布局的领域。
“陈东这一步，魄力确实惊人。”
他对身旁的助理沉吟道，语气里有赞许，更多的是审慎。
“原有四十万吨船队运营稳健，新增四十万吨踩中了贸易风口，但风险也不小。”
“新船建造、船员配备、航线开拓，每一项都要烧钱。 汇丰大班顿了顿，目光落在“三菱重工”的字样上。
“我们之前承诺的信贷，是基于他原有业务的有限支持，核心资源还要保包爵士的船队——毕竟包玉刚更稳健。”
他抬手示意，给出最终决定：“原定额度外，再协调3000万港元短期循环授信，利率上浮15%。”
“你亲自致电陈东，既要祝贺，也要说清楚——后续大规模融资，要看新船运营效率和市场反应。”
这番安排，尽显老牌金融巨头的圆滑：既不怠慢崛起的新贵，又牢牢控制着风险。
铜锣湾，怡和洋行总部。
凯瑟克爵士把《香江报》狠狠摔在紫檀木办公桌上。
报纸散落开来，头版标题刺眼夺目，他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
“一个华人小子，船队规模居然要赶上我们了！”
这位英国贵族怒吼着，声音里满是愤怒与恐慌。
怡和洋行垄断远东航运百年，如今被后起的东兴步步紧逼，让他颜面尽失。
“‘猎鹰计划’立刻升级！”
凯瑟克咬牙切齿：“两倍薪水！不管用什么手段，把东兴有国际经验的核心船员、机师全挖过来！”
“我要让他陈东买了新船，却没人开得动！”
心腹领命而去，连日来，香港的高级餐厅、码头酒吧里，频繁出现怡和的说客。
他们带着丰厚的合约，暗中接触东兴的骨干船员。
可一周后，心腹却垂头丧气地回来复命。
“大班，情况不顺利。”
他苦着脸说：“接触的七个骨干，五个直接拒绝，两个听完条件就上报给了东兴管理层。”
“钱给得不够？”凯瑟克猛地一拍桌子，玻璃杯都晃了晃。
“不是钱的问题。”
心腹解释道：“东兴的核心船员，全是‘振卫学堂’自己培养的，大多是元朗同乡。”
“陈东给他们高薪，还在元朗建了工厂、学校、医院，他们的家人都在东兴系工作。”
“而且他们签了长期服务合同，违约金几十万港币——这在现在，够普通文员赚一辈子了！”
心腹补充道：“还有不成文的规定，谁敢跳槽到竞争对手那，家人的待遇就会被取消，没人敢冒这个险。”
凯瑟克愣在当场，脸色由青转白。
最终他恼羞成怒地挥挥手：“够了！挖人不行，就从其他地方下手！”
“通知港口当局，给东兴的船舶靠泊制造麻烦；让代理公司刁难他们的货运业务！”
香港航运协会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几十位中小船东围坐在一起，神色各异。
1960年的他们，大多只经营着一两艘旧船，承接近海或次级航线，在洋行和大型华资船东之间艰难求生。
“八十万吨啊！东兴这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船东猛吸一口烟，语气焦虑。
“以后远洋航线被他们垄断，近海货运竞争更激烈，我们这些小本经营的，怎么活？”
几位船东纷纷附和，脸上满是绝望。
但也有精明者看出了机遇。
一位戴金丝眼镜的中年船东沉吟道：“大家别急，陈东的船队结构很合理。”
“旧船跑近海，新船主打远洋高端市场，他肯定要淘汰部分旧船，远洋配套业务也需要分包。”
他眼睛一亮：“我们可以主动联系东兴，谈谈接手旧船或者承接分包业务的可能！”
这番话像醍醐灌顶，让焦虑的船东们冷静下来。
“对！东兴办了学堂培养船员，我们还能跟他们合作解决人手问题！”
讨论的风向渐渐转变，从恐慌变成了对合作机遇的探讨——这正是陈东想要的局面。
香港总督府内，暖黄的台灯照亮了办公桌面。
港督柏立基爵士翻阅着关于东兴航运的专题报告，空气中飘着红茶的香气。
1960年的香港，殖民政府对华人资本的崛起，始终抱着复杂的态度——既需要他们推动经济，又担心其影响力过大。
“这位陈东先生，不只是商业奇才，还很会布局。”
柏立基放下报告，对身旁的周锡年议员说。
“八十万吨船队，已经能影响香港的经济命脉了。”
周锡年作为华人商界代表，笑着回应：“陈东年轻有为，还懂得回馈乡里，在元朗声望很高。”
“如今香港航运业发展迅猛，华人船东崛起是大势所趋。”
柏立基点了点头，若有所思。
“下次工商界晚宴，把他的座位安排在我这一桌。”
他语气坚定：“我要亲自见见这位年轻的船王。”
这一举动，意味着港府已正式将陈东，视为香港商界的核心人物。
下午，东兴大厦的接待厅里，来了位特殊客人。
太古洋行董事会主席特别助理，西装革履，递上烫金名片。
“烦请转告陈董事长，太古十分赞赏东兴的发展成就，希望探讨远洋航运、船舶维修等领域的合作可能。”
秘书把名片送入办公室，陈东看完，嘴角勾起一抹淡笑。
他清楚，太古与怡和是竞争关系，此次示好，既是认可东兴的实力，也是想制衡怡和。
“回复那位助理。”
陈东对秘书吩咐道：“感谢太古看重，合作事宜可先与周海生总经理接洽。”
“等周总从东京回来，我会亲自安排会面。”
这番回应不卑不亢，既给了太古尊重，又守住了自身节奏，尽显新生代华人企业家的底气。
英国助理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赞许，恭敬地告辞离去。
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维多利亚港上。
波光粼粼的海面，把东兴大厦的玻璃幕墙染成了暖金色。
张志强兴冲冲地走进陈东的办公室，手里攥着销量报表，脸上满是兴奋。
“董事长，好消息！《香江报》今天销量突破十万份，创了历史新高！”
“全港报纸都在转载我们的报道，电台还做了专题访谈，您现在是全港最火的商业领袖！”
陈东接过报表，快速扫了一眼，神色平静无波。
他起身走到窗前，俯瞰着脚下的繁华港岛。
中环的高楼鳞次栉比，码头的起重机忙碌地装卸货物，远处的渔船与巨轮交织，生机勃勃。
1960年的香港，人均Gdp才400美元左右，但这座城市正积蓄着腾飞的力量。
而东兴航运的崛起，正是这幅时代画卷中，最亮眼的一笔。
陈东心里清楚，通过自有媒体释放新船订单的消息，一举多得。
既展示了实力，震慑了竞争对手，又吸引了潜在合作伙伴，为后续融资铺路。
汇丰的审慎支持，是外资与华人资本的博弈常态——既想获利，又不敢完全信任。
而怡和挖角的挫败，印证了他多年前的远见。
早在东兴初具规模时，他就在元朗创办“振卫学堂”，培养熟练工人、医务人员、船员、机师和管理人才。
以乡谊为纽带，用高薪和完善福利做保障，构建了牢不可破的忠诚体系。
这些从学堂走出来的人，技术过硬，更对东兴有深厚归属感——这才是东兴最核心的竞争力。
“四十万吨，只是一个开始。”
陈东轻声自语，目光望向遥远的海平面。
他知道，1960年代的全球航运业，正迎来黄金机遇，东西方贸易的频繁，让船舶运力成了稀缺资源。
东兴这艘巨轮，加装了新的引擎，正迎着时代浪潮破浪前行。
而支撑它远航的，不仅是资本，更是深植于人才、忠诚与制度中的根基。
这根基，将伴随东兴，书写属于华人船王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