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七月下旬,香港,东兴大厦。
清晨的阳光穿透维多利亚港的薄雾,斜斜照进办公室。
百叶窗的缝隙里,光影在酸枝木办公桌上爬动,斑驳又晃眼。
陈东指尖捏着国际长途的听筒,微凉的金属触感还没散去。
“董事长,与三菱重工的合约已签,四十万吨新船订单,一切落定。”
周海生沉稳的声音,像海浪拍打着码头的礁石,在耳边清晰回响。
1960年的香港,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躁动里。
港岛中环的玻璃写字楼里,洋行大班们用英语敲定着巨额交易;九龙油麻地的街巷中,“穿胶花”的妇人坐在门槛上,指尖翻飞补贴家用;新界元朗的田埂边,牛耕的乡野景象还没完全褪去。
三百万人口的城市里,移民带来的劳动力与西方资本碰撞,航运业成了连接东西方的黄金纽带,正迎来最狂热的时代。
通话挂断的“咔哒”声刚落,办公室门就被轻叩了两声。
《香江报》总经理张志强快步走进来,鼻尖沁着细密的汗珠。
他手里攥着一份报纸样张,油墨的清香混着红木的幽香,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董事长,按您的吩咐,头版清样新鲜出炉,请您过目!”
张志强把样张平铺在桌上,攥着纸边的手指都泛了白,难掩眼底的振奋。
头版通栏标题像惊雷炸目:“本港世纪订单!东兴航运再掷重金,狂揽四十万吨新船,少帅陈东剑指全球航运霸主!”
副标题紧随其后,字字铿锵:“独家揭秘:三菱重工折腰合作,香江新生代商业领袖奠定不朽基业!”
报道里没堆砌华丽辞藻,却藏着震撼的信息量。
原有四十万吨船队,再加新增四十万吨,八十万吨的总运力,在1960年的香港航运业,足以掀起滔天巨浪。
文中悄悄穿插了陈东早年依靠粘鼠贴发家的经历,把他塑造成眼光超前、魄力惊人的奇才——这正是华人资本向洋行垄断宣战的底气。
陈东快速扫完清样,目光在“七十万吨”上稍作停留。
他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声音平静却有分量:“可以,即刻发刊。”
“通知发行部,今天全港报摊、报童,优先铺《香江报》,正午前必须传遍港岛、九龙、新界。”
“明白!我这就去印刷厂盯着!”
张志强如获大赦,转身时皮鞋敲击地板的声响,在走廊里飞快远去。
一纸风行:全港震荡与行业暗流
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
香港街头已经热闹起来,渡轮的汽笛声、报童的叫卖声,混着茶楼飘出的茶香,织成了城市的晨曲。
中环的报摊前,《香江报》鲜红的头版格外扎眼。
刚上架的报纸被一抢而空,报童们穿梭在人群里,清脆的吆喝声划破晨雾:“卖报卖报!东兴航运狂揽四十万吨新船!陈东要做全球船王啦!”
不到两小时,全港都被这条消息点燃。
《星岛日报》编辑部紧急叫停印刷,主编亲自上手调整版面。
午间号外火速出炉,标题紧跟热点:“航运界巨震!东兴船队将暴增至七十万吨,陈东强势跻身世界级船东!”
《华侨日报》连夜组织专家撰稿,财经版整版都是分析:“东兴此举踩中了贸易风口,八十万吨运力足以撼动全球格局!”
广播电台的午间新闻,更是把这条消息当成了头条。
电波穿过千家万户的收音机,让“东兴”“陈东”“八十万吨”,成了全港最火的词。
中环汇丰银行的大理石大堂里,西装革履的商人凑在一起低声议论。
湾仔的茶餐厅里,穿背心的劳工捧着报纸,对着标题惊叹:“乖乖,比怡和洋行的船队还厉害?”
九龙码头的搬运工歇脚时,话题也离不开这场航运“地震”。
1960年的香港航运业,早已不是洋行的天下。
战后华人船东乘势而起,而东兴这次的大手笔,正是给这场变革添了一把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