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闭门会议的决议，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复兴根据地内部激起了层层涟漪，其影响迅速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
与经济扩张和战略转向的宏图并行，另一场关乎人心向背、军队根基的“暖心工程”也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力度铺开。
政务院与最高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对参与近期军事行动人员予以慰问及嘉奖的决定》以及《关于做好伤残及牺牲人员抚恤优待工作的紧急通知》两份文件，以最高优先级下发至各级政府和军事单位。
几乎在文件下达的同时，首笔庞大的“胜利慰问金”专款，便通过“远征”系统的金融模块，精准地划拨到了各部队、各地方政府的账户。效率之高，体现了根据地行政体系在战时状态下的惊人动员力。
在新宁市中心广场，举行了隆重的首批慰问金发放仪式。
林禹虽未亲自出席，但政务院总理亲自到场，将装有象征性慰问金的红色信封，递到受邀前来的立功士兵代表、军工劳模代表以及烈士遗属代表手中。
镁光灯闪烁，广播将现场热烈而庄重的气氛传遍全城。这不仅仅是一次发放，更是一次强有力的宣告：根据地的功勋，必得尊崇。
根据地的牺牲，必得厚报。
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幕幕温情的画面，通过广播、公告传遍四方，极大地提振了民心士气。
然而，在这幅宏大的、充满正面能量的画卷之下，并非所有笔触都那般精准无误。
庞大的行政机器在高速运转时，难免会产生摩擦与损耗。
政策的阳光普照大地，但总有些角落，被层叠的官僚架构、懈怠的地方吏治或是简单的信息差所遮蔽，未能及时感受到那份应有的温暖。
资源的洪流奔涌向前，但在流经某些细小的支脉时，却可能因为人为的设卡、低效的分配或是纯粹的疏忽而变得细若游丝，甚至断流。
最高层的意志坚定如铁，但传递到最基层，尤其是在那些偏远、或管理力量相对薄弱的区域，其声浪和力度难免会有所衰减。
一些本该优先得到照顾的群体，或许因为不谙世事、不善言辞，或许因为身处权力视野的边缘，竟在最初的浪潮中被无意间遗漏了。
这套系统总体上是高效且充满善意的，但绝非完美无瑕，总有些亟待填补的缝隙和亟待纠正的偏差，隐藏在光鲜亮丽的整体叙事之下。
真正的重头戏，在基层。
按照林禹的严令，各级高级军官和行政长官纷纷离开办公室，走下指挥车，深入一线。
在琼州军港，一位海军中将登上了刚刚结束巡逻任务归来的驱逐舰，在狭窄的船舱内与水兵们围坐一起，吃着同样的罐头食品，听着他们讲述海上的见闻与烦恼。
在桂柳某机械化步兵旅的驻地，集团军司令亲自为在“轮战”中荣获“千尸斩”称号的士兵佩戴奖章，并宣布该连队全员获得集体三等功，并安排其全员轮换至风景宜人的琼州进行为期半个月的休整。士兵们的欢呼声几乎掀翻屋顶。
在岭南的某大型兵工厂，市委书记带着慰问团，不仅送来了慰问金，更承诺将极大改善工人们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效率（间接也意味着更高的奖金）。
对于伤残军人的安置，政务院人力资源部门展现了惊人的效率。
专门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办公室”（与武装部合署办公）迅速运转起来。
在最好的医院，设立了军人伤残评定专用通道和康复中心。
一批批因战致残的士兵，在专业医生的评定下，确定了伤残等级。
随后，根据等级，他们或进入新建的“荣军工厂”担任技术指导或管理工作，或由地方政府安排进入社区、市政等岗位，或领取高额抚恤金后，选择参加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为未来转型做准备。
尽管身体残缺，但根据地给予他们的出路和尊严，让他们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对于牺牲的军人，其追悼活动和抚恤工作更是做到了极致。每一位烈士的姓名、籍贯、部队番号和主要事迹，都被整理归档，并通过地方广播和新建的社区公告栏进行公示。
各地武装部的工作人员，携带着盖有最高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大印的《烈士证明书》、抚恤金以及米面粮油等实物，敲开了一户户烈士的家门。
在桂柳山区的一个偏僻村庄，年迈的李大娘颤抖着接过儿子牺牲的通知和那笔对她而言堪称巨款的抚恤金。
武装部的同志紧紧握着她的手，声音哽咽：“大娘，您儿子是英雄，根据地永远不会忘记他！这是我们的直接联系电话，24小时有人接听，家里有任何困难，水电出了问题，或者有人敢欺负您，直接打这个电话，我们武装部就是您的后盾！”
类似的情景在根据地的各个角落上演。那份印着武装部红色电话的字条，成了烈士家属们最珍贵的“护身符”。
但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是面面俱到，这个庞大的系统总会有些漏洞……尤其是在那些看似秩序井然、实则基层权力结构盘根错节，或者信息传递不够通畅的地方，政策的执行难免会出现偏差。
阳光普照之下，总有阴影存在，而这些阴影，往往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与亟待解决的矛盾，等待着某个契机被猛然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