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深秋,库力下岗的第三个月,家里终于爆发了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妻子李秀兰把他藏在床底下的半瓶白酒摔在地上,玻璃碴子和酒液溅得到处都是。库力红着眼睛吼:“不过了!这日子不过了!”他摔门而出时,外面天色已经全黑,潮湿的风裹着落叶打转。
他在村口站了十分钟,最后拐进发小张二狗家。两人喝到深夜,张二狗劝他看开些,库力只是闷头灌酒。十一点半,他晃晃悠悠起身回家,拒绝了张二狗相送。夜里静得出奇,连狗叫声都没有。库力打着手电,光柱在土路上摇晃。走到老槐树下时,手电忽然灭了。他骂骂咧咧地拍打几下,灯光重新亮起的瞬间,他看见了那个人。
那人撑着巨大的黑伞,站在槐树阴影里。深夜,无雨,撑伞。库力的酒醒了一半。他眯眼细看,发现那人高得异常——至少三米,像根竹竿似地杵在那儿。更怪的是,裤腿湿漉漉地往下滴水,脚下积了一滩反着油光的水渍。
“谁在那儿?”库力问。没回应。他往前走了两步:“问你话呢!”依然静默。库力心里发毛,但酒劲和莫名的怒气让他又往前凑。离着三步远时,手电光终于照清了伞沿下的那只手——苍白浮肿,布满溃烂的疮口,黄白色的脓液正慢慢渗出。
库力的呼吸停了。光柱颤抖着上移,掠过湿透的衣摆,最后停在伞下的脸上。那张脸像泡烂后又晒干的馒头,密密麻麻全是流脓的疮疤,有些地方的皮肤剥落了,露出底下暗红色的肉。最骇人的是眼睛的位置,两个深陷的黑洞里有什么东西反着光。而那张烂嘴,正慢慢向上扯出一个笑。
手电筒“啪嗒”掉在地上。库力想叫,喉咙里只发出“嗬嗬”的怪声。他想跑,腿却像钉在地上。恐惧从脊椎往上爬,他感到裤裆一热,刺鼻的尿骚味在潮湿空气里弥漫开来。
就在这一刻,伞下那张脸的表情变了。烂眉头皱起来,脓液从眉骨滴落。那个“笑容”消失了。撑伞的东西极其缓慢地向后退了一步,又一步,仿佛库力身上的气味令它难以忍受。最后它转过身,迈着古怪不协调的步伐朝村外走去,那把大黑伞稳稳撑在头顶,遮住了所有可怖的部分。
库力瘫坐在地,直到那身影完全消失在黑暗里,才连滚爬爬往家跑。李秀兰找到他时,他裤腿湿透,浑身发抖,嘴里只会重复“伞”和“脸”两个字。把他扶回家后,库力开始高烧昏迷。村医王大夫来看过,说是惊吓过度,打了退烧针,但私下对李秀兰摇头:“怕是撞邪了,不行就得找人来看看。”
库力昏迷了一天一夜,醒来时眼神空洞。李秀兰喂他喝水时,手一直在抖。等库力断断续续讲完遭遇,她突然想起什么,翻出半个月前的镇周报。第四版角落有则小消息:邻村王姓男子因怪病去世,生前全身溃烂流脓,病因不明,三日前已下葬。报道旁的照片很模糊,但能看见盖着白布的板车上,一只溃烂的手露在外面。
“是他...”库力脸色惨白,“可王大夫说,那人死了三天就埋了。”
接下来几天,库力身体渐好,精神却始终恍惚。他不敢关灯睡觉,夜里稍有响动就惊醒。李秀兰辞了临时工在家照顾他。村里开始有风言风语,有人说看见库力那晚在村口发疯,有人说他撞了“遮阴人”——老辈人讲,有些死人执念太深,夜里打伞游荡,不能见月光,见了就魂飞魄散。
第七天夜里,库力能下床了。他站在窗前看外面浓稠的黑暗,突然说:“秀兰,我明天去找工作。”李秀兰的眼泪涌了出来。她知道丈夫被吓醒了,但醒来的代价太大。
库力开始在镇建筑工地做小工,每天早出晚归。他再也不喝酒,工资全数交给妻子。夫妻关系奇迹般缓和了,甚至比下岗前更亲密。只是库力从此不在夜间独自出门,如果晚归,一定让妻子打手电到村口接他。
村里关于怪伞人的议论渐渐少了,只有几个老人喝茶时还会提起。有人说,王家那人的坟被动过,土是新翻的,但没人承认。也有人说,不止一个人见过那把伞,都是在无雨深夜,在村口老槐树下。
那年腊月,库力一家搬到了镇上。搬离那天,他回老屋取最后一点东西,傍晚时在村口槐树下抽了支烟。槐树已经枯死大半,树干上有片不自然的黑色痕迹,像被什么泡过。库力盯着看了很久,转身离开时总觉得背后有视线,但回头只有空荡荡的村路和暗下来的天色。
多年后,库力儿子考上大学,全家搬到了省城。一次家庭聚餐,儿子问起当年的事,库力沉默很久才说:“有些东西,看见了就一辈子忘不掉。”他没说的是,直到现在,某些潮湿的夜晚,他还会在梦中闻到那股混合着腐烂和甜腥的气味。而在极少数失眠的深夜,他从窗玻璃反光里,会恍惚看见一把巨大的黑伞,静静立在远处街角,伞下空空荡荡,却像在等待什么。
去年秋天,库力老家拆迁,他回去办手续。老槐树早就枯死了,但树根挖出来时,工人们发现下面埋着个腐烂的伞柄,还有几块分不清是什么的碎布。库力站在废墟边看了很久,最后什么也没拿,转身走了。那天夜里,他久违地梦见了那把伞,伞下的人影这次转过了身,烂脸上那个古怪的笑容似乎温和了些。醒来时是凌晨三点,窗外下着细雨,库力坐在黑暗里,直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