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车驾离开国子监后，那群失魂落魄的读书人并未立刻散去。
他们像是被抽走了骨头，瘫坐在原地，面面相觑，眼神空洞。
方才皇帝那番话，如同一柄重锤，不仅砸碎了他们“死谏”的悲壮，更砸碎了他们引以为傲的体面。
“废物……”
不知是谁，喃喃地念出了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比任何刀子都锋利，深深刺入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坎里。
他们十年寒窗，自诩为天之骄子，何曾受过这等羞辱？
钱士兴坐在那张孤零零的太师椅上，双手不住地颤抖，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败了，败得一塌糊涂。
对方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直接掀了桌子，用最赤裸裸的现实，将他们所有的理论和尊严踩在脚下。
“钱公……”一名官员颤颤巍巍地走到他身边，“我们……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
钱士兴浑浊的眼珠缓缓转动，看了看身边的同僚，又看了看那些满脸迷茫的年轻监生，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那碎了一地的瓷片上。
“回家去吧。”他沙哑地开口，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疲惫，“都……回家去吧。”
皇帝说得对，哭，是哭不死大秦的。
这场声势浩大的“哭庙”行动，开始时有多么悲壮，结束时就有多么狼狈。
没有官员被罢黜，没有监生被下狱，皇帝甚至“贴心”地派人维持秩序，送上了热茶。
这比直接派兵镇压，更让他们感到羞辱。
就像一场精心准备的闹剧，主角声嘶力竭地表演，才发现观众席上空无一人，只有台上的帝王，用一种看小丑般的眼神，平静地注视着他们。
当天下午，两道旨意伴随着无数份小报，如雪片般从皇宫飞出，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一道是恩科改制的正式告示，详细列明了“经义科”与“实务科”的考试内容、时间、以及录取标准。
另一道，则是辽东大捷的详细战报，用最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描绘了炮火如何轰塌城墙，新式药物如何让伤兵起死回生，精确的后勤计算如何保障数十万大军的粮草供应。
一时间，整个京城都沸腾了。
“哎，你听说了吗？以后考状元，不光是写文章了！”
“何止啊！你瞧瞧这告示上写的，算账、盖房、看病、种地……都能当官了！”
“真的假的？我二舅是城南的木匠，干了一辈子活儿，难不成也能去考个官？”
“告示上白纸黑字写着呢！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可是陛下亲口说的！”
茶馆酒楼，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议论纷纷的人群。
那些原先对朝堂之事漠不关心的贩夫走卒、工匠农人，此刻都围在告示前，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听着识字的人大声念着上面的内容，眼中闪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芒。
那是希望。
一种他们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希望。
而那些读书人，则像是被分成了两派。
一部分人捧着战报，看着上面描述的火炮之威、后勤之重，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另一部分人则对告示嗤之以鼻，聚在一起，痛斥此举“有辱斯文”、“乱了纲常”。
然而，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了更广大民众的兴奋与喧嚣之中。
三天后，恩科报名正式开始。
贡院门前，出现了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奇特景象。
报名点分成了两个长队。
左边是“经义科”。
排队的，清一色是穿着长衫的儒生。
他们个个昂首挺胸，手持书卷，脸上带着几分读书人特有的清高与矜持，彼此之间彬彬有礼地作揖寒暄，谈论着“子曰诗云”。
而右边，“实务科”的队伍，则堪称五花八门，热闹非凡。
队伍里，有穿着短褐，身上还带着墨水味的账房先生，有身材壮硕，手上布满老茧的工匠，有背着药箱，满身草药味的赤脚郎中，甚至还有几个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刚从田间地头赶来的老农，正拘谨地搓着手，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这些人站在一起，与左边那队文质彬彬的儒生形成了无比鲜明，甚至有些滑稽的对比。
“这位兄台，敢问是做什么营生的？”一个儒生终于忍不住，捏着鼻子，对着“实务科”队伍里一个中年人问道。
那中年人穿着一身还算干净的短打，憨厚地笑了笑：“俺是户部下属营造所的一个管事，管着百十号泥瓦匠，平日里算算工料，画画图纸。”
儒生脸上露出一丝鄙夷：“区区一个工头，也想与我等同朝为官？”
那工头也不生气，只是指了指不远处正在修缮的钟楼，说道：“那钟楼的梁柱朽了，就是俺带着人换的。图纸也是俺画的，用多少木料，怎么搭卯榫，分毫不差。这位先生，您饱读诗书，您可知那梁柱该用什么木材？该有多粗？地基又该挖多深，才能保它百年不倒？”
“我……”儒生被问得哑口无言，一张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拂袖而去，“粗鄙！简直粗鄙不堪！”
类似的场景，在报名处不断上演。
“实务科”的队伍里，一个看起来像是账房先生的人，正拿着算盘，跟旁边一个排队的商人闲聊。
“……按照朝廷新发的战报，辽东一战，我军耗费炮弹十万余发，军粮三十万石，转运民夫二十万人次。若要将成本控制在预算之内，每名民夫每日的口粮、草鞋、盐水的消耗，都得精确到‘钱’‘两’‘合’。兄台，你可知这其中的账目该如何算？”
那商人听得连连点头，两人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
而旁边“经义科”的几个儒生听着，只觉得头晕脑胀，如同听天书一般。
他们引以为傲的经义文章，在这些精确到“一钱一两”的数字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这已经不是两个队伍的对立，而是两个时代的碰撞。
旧时代的读书人，抱着故纸堆里的圣贤之道，茫然地看着一个崭新的、以实用为尊的时代，如同一辆轰鸣的战车，从他们面前滚滚而来。
他们可以选择上车，也可以选择被碾碎。
钱士兴没有再出现。
据说“哭庙”之后，他便一病不起，向皇帝告了病假，闭门谢客。
但京城的暗流，并未因此平息。
距离科考还有最后一个月，京城的各大茶馆、酒肆，成了新旧两派考生交锋的战场。
“算学格物，不过是奇技淫巧，小道尔！治国安邦，靠的还是圣人教化，礼义廉耻！”一名老儒生在茶馆里拍着桌子，痛心疾首。
他对面，一个报考了“实务科”的年轻人，慢悠悠地喝了口茶，反问道：“敢问老先生，前明重教化二百余年，为何到了崇祯末年，依旧是‘父子相食，人伦尽丧’？是圣人的道理说得不够多，还是百姓的肚子不够饱？”
老儒生被噎得说不出话。
年轻人继续道：“陛下在辽东推行均田，开矿筑路，短短数月，流民归心，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这便是‘实务’的力量。老先生，请问，是您的‘礼义廉-耻’四个字能填饱肚子，还是陛下的一亩土豆更能让百姓活下去？”
“你……你这是强词夺理！本末倒置！”
“究竟谁本谁末，想必天下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类似的辩论，每天都在上演。
旧派的士子们很快发现，他们引以为傲的口才和学识，在这些务实的问题面前，不堪一击。
他们可以引经据典，将一个道理说得天花乱坠，可对方只需要一句“这东西能吃吗？能退敌吗？”，就能让他们所有的华丽辞藻都黯然失色。
更让他们绝望的是，随着那些战报和新政告示的深入人心，茶馆里围观的百姓，看向他们的眼神，也渐渐变了。
从原先的敬畏，变成了审视，甚至……带上了一丝轻蔑。
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这场由皇帝亲自点燃的变革之火，已经烧遍了整个京城。
一股前所未有的浪潮，正在席卷而来，冲刷着所有旧有的观念和秩序。
而浪潮之巅，陈海站在乾清宫的窗前，俯瞰着这座正在悄然发生巨变的城市，神情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