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暑一过，江南的天便像漏了底的火炉，毒日头毫无遮挡地炙烤着大地。往年这时节，田里的早稻正在灌浆，农人顶着草帽，在田埂水车边忙碌，虽说辛苦，心里却揣着秋收的希望。可今年，自打五月麦收一过，许多村庄的丁壮，连同家里健硕的驴骡、还算板正的大车，便被里正、甲长挨家挨户地登记、召集，一拨拨地离开了田地。
运河里，景象更是不同往年。往年这时，漕船运的是秋粮，一艘接一艘，虽然也繁忙，但总还有个节奏。可今年的运河，从五月下旬起，便像是被人在上游一下子捅开了闸，陡然变得拥挤、喧嚣、甚至带着几分狂暴。
自苏州、湖州、嘉兴，一直到杭州北郊，数百里的运河主干道上，千帆竞渡，舳舻相接。但那船上装的，不再是散装的稻谷小麦，而是一袋袋用崭新麻布缝制、刷着“军粮”、“武备”、“被服”等黑色大字、盖着户部与兵部双重火漆印的 standardized 包裹。船舷吃水极深，船工喊着号子，舵手紧张地盯着前方狭窄处，唯恐与旁船碰撞。
这还只是水路。
与运河平行的官道，以及各条通往北境预设粮台（如镇江、常州、江阴）的支线道路上，车马行人汇成了一股缓慢移动、却无边无际的土黄色洪流。
洪流的主体，是民夫。他们大多衣衫褴褛，肤色黝黑，肩上扛着扁担，挑着沉甸甸的箩筐，里面是米、是盐、是干菜，也有成捆的箭矢、修补帐篷的牛皮、甚至是一箱箱沉重的铅锭。也有人合力推着独轮车，车上货物堆得小山一样，用绳索捆扎得结实实，吱吱呀呀地碾过被无数双脚板和车轮压实了的土路。更多的人，是赶着自家的驴、骡，驮着货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驴骡的鼻孔喷着白沫，身上皮毛被汗水濡湿，粘着一层黄尘。
队伍漫长，蔓延数里，甚至数十里。空气中弥漫着汗酸味、牲畜粪便味、尘土味，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属于庞大迁徙群体的沉闷气息。没有人唱歌，很少有人高声交谈，只有沉重的脚步声、车轮声、牲畜的响鼻和偶尔响起的、带着浓重各地口音的简短呼喝：
“跟上！别掉队！”
“前头歇脚！一刻钟！”
“水！给口水喝！”
这便是赵普与户部、工部耗费数月心血，反复测算推演后，推出的“分段接力、有偿征用”新法，在北伐粮秣动员上的现实图景。
往年，无论是前宋还是历代，大规模的徭役征发，尤其是军前转运，往往是灾难的同义词。官府一纸文书，划定某州某县出丁多少、车多少、牲口多少，限期报到某地服役。路途遥远，期限严苛，口粮自带或不足，往往民夫未至目的地已逃亡大半，侥幸到达的也是面黄肌瘦，无力劳作。监工胥吏鞭挞驱使，克扣口粮，死者枕藉于道，生者怨声载道，极易酿成民变。
赵普的新法，核心在于“分段”与“有偿”。
首先，根据北伐大军的进军路线和预设补给点，将整个从江南产粮区到前线的漫长补给线，切割成数十个长短不一的“段”。最短的只有二三十里，长的也不过百里。每一段，都由邻近的州县负责承包。该州县只需负责将上级调拨来的物资，从本段的起点（可能是上一个州县的交接点，也可能是某个运河码头、官道驿站），运送到本段的终点（下一个交接点）。到了终点，清点交割，签字画押，本段任务即告完成，民夫牲口便可领酬返乡。
这样一来，单个民夫离家不过数十上百里，路途短，周期明确（通常不超过十天半月），心里有底，逃亡意愿大减。且在本乡本土范围内活动，地理熟悉，互相照应方便。
其次，“有偿”。官府不再是无偿征发，而是明码标价。民夫每日有基本“脚钱”，按挑担重量或车辆载重另有“力资”；牲口按日计租，另有草料补贴。这笔钱，由户部专项拨款，不经过地方官府，而是在每个“段”的终点，由户部派驻的“转运司”官吏，根据带队里正甲长提交的、经起点和沿途哨卡盖章确认的行程单据，当场核算，以新铸铜钱或小额“粮饷劵”直接发放到民夫手中，或折抵该户未来部分税赋。
钱不算多，但对许多贫苦农户而言，这是一笔实实在在的、能补贴家用的活钱，尤其是在青黄不接的夏季。更重要的是，这种“现做现结”的方式，极大地减少了胥吏从中盘剥克扣的空间，民夫拿到手里的，是真金实银（或可靠的代币），积极性自然不同。
再次，是配套保障。每个“段”的沿途，每隔十里二十里，便有官府设立的简易“茶水棚”和“歇脚点”，供应免费的粗茶和盐水（防止中暑脱水）。重要的中转节点，设有“民夫营”，提供简陋但能遮风避雨的棚舍、基本的炊具和平价粮食售卖。每个民夫队伍，都配有至少一名懂些医术的“疾医”（多是乡间郎中或退伍老军医），携带常见暑药、外伤药。户部甚至与太医院合作，编印了简易的《夏日行军转运防暑须知》，下发到各带队里正手中。
此刻，在常州府武进县以北二十里，运河与官道交汇处的“洛社递运所”，便是一个典型的中段节点。
这里原本只是个寻常驿站，如今被扩建了数倍。运河边，新修的青石码头延伸出很远，十多条满载的漕船正在紧张卸货，光着膀子的力工喊着号子，将一袋袋粮食扛上码头，再由等在岸上的民夫接手，装入箩筐或搬上大车。
官道旁，搭起了连绵的芦席棚子，棚下摆着几十口大缸，缸里是煮开放凉的大麦茶，旁边木桶里是加了盐的凉开水。几十个穿着户部号衣的小吏，拿着长柄木勺，不停地给排队过来的民夫们舀水。民夫们大多带着自家的竹筒或葫芦，接了水，咕咚咕咚灌下去，然后用脏兮兮的袖子抹一把脸上的汗水和尘土，喘口气，继续挑起担子或推起车子，汇入向北的人流。
棚子不远处，是几个更大的、用原木和茅草搭起的简易仓库，门口有兵丁把守。民夫队伍将货物运到这里，由仓库的老板清点验收，开出收讫凭证。带队的里正便拿着这凭证，到旁边一间单独的瓦房里，找“转运司”的官员结算酬劳。
瓦房里同样闷热，几个书办算盘打得飞快，核对单据，计算路程、天数、货重，然后从身后堆着铜钱的木箱里，数出相应的数目，或用特制的小额票据，交付给里正。里正领了钱，出来当着本村民夫的面，大声唱名分发。拿到钱的民夫，脸上虽然疲惫，但大多露出如释重负或满足的神情，小心地将钱揣进贴身口袋，或在手里掂量几下。
也有麻烦。一支从湖州德清县来的车队，因为途中暴雨冲垮了一段路，绕道耽搁了两天，错过了原定的交接期，导致下一段宜兴县的民夫多等了一天，发生了争执。两边的里正吵得面红耳赤，几乎要动手。很快，一名穿着青色官袍、胸前绣着“转运”二字的官员闻讯赶来，问明情况，查看了德清车队提供的、沿途驿站出具的“路阻证明”，当场裁定：德清民夫因不可抗力延误，情有可原，不予处罚，按实际天数结算酬劳；宜兴民夫多等一天，额外补贴一日“待工费”，从转运司专项款中支出。双方这才悻悻罢休。
还有几个民夫中了暑，被同伴抬到设在一旁的“疾医棚”里。一个胡子花白的老郎中，用湿毛巾敷额，喂下些解暑药散，安排他们在通风的草棚下休息，嘱咐歇够了再走，工钱照算。
嘈杂、混乱、疲惫，但……有序。
没有想象中的鞭打驱赶，没有绝望的哭嚎，没有大规模的病饿倒毙。这支由三十万最普通农夫、车夫、船工组成的庞大后勤动脉，虽然笨拙、缓慢，却在一种相对公平、有保障的机制下，艰难而执着地搏动着，将江南的粮秣、军械、被服，一担担、一车车、一船船，输向北方的战争巨兽。
远处，运河里，一艘飘扬着户部旗帜的快船逆流而上，船头站着赵普。他面色凝重，眼袋很深，举着个单筒的“千里镜”，仔细察看着洛社递运所的运转情况。热风将他花白的鬓发吹得有些凌乱，官袍后背也汗湿了一片。
他身边站着转运司的总管，一个叫周忱的精干中年人。
“自五月二十至今，各段累计动员民夫已近二十二万人次，动用漕船三千四百余艘，车马驴骡逾五万头。”周忱低声汇报着数字，“目前每日经镇江、江阴、常州三处总汇点，向北转运粮秣不低于八千石，其他军资无算。民夫酬劳已发放近四十万贯，未有大规模拖欠。沿途病亡十七人，多为原有隐疾突发或意外落水，均已妥善抚恤……”
赵普放下千里镜，没有立刻说话。他看到的景象和听到的数字，比预想的要好。民怨确实不大，甚至有些拿到现钱的民夫，私下里还在念叨“朝廷这回还算仁义”。效率也比过往无偿征发高得多，至少物资在实实在在地向前移动。
但隐患并非没有。连日高温，中暑者日增，虽未死人，却也消耗人力物力。有些路段胥吏仍有吃拿卡要的苗头，需得加强巡查弹压。最大的问题是，这种“有偿”模式，开支巨大。北伐尚未正式开打，仅这后勤动员一项，国库就如流水般花钱。若战事迁延……他不敢深想。
“传令各转运分司，”赵普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暑热日甚，各茶水歇脚点，绿豆汤、藿香水需足量供应，疾医必须到位。凡有克扣民夫口粮、酬劳，或无故刁难者，查实立斩，不必上报。”
“分段接力之法，务必严格执行，不得擅自延长民夫行程。前段交割不清，后段有权拒收，责任由前段承担。”
“还有，”他看向北方，那里是大军云集的方向，“催促武备司和兵部，他们要的火药、铅子、箭矢，必须在七月初五前，全部运抵江阴大仓。逾期……让他们自己向陛下解释。”
“下官明白！”周忱肃然记下。
赵普再次举起千里镜，望向那无边无际、在烈日下缓慢蠕动的土黄色人流。这些人，大多叫不出名字，一辈子没离开过家乡百里，此刻却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劳力，支撑着一场关乎国运的战争。
他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人能活着回家，也不知道这场战争最终会走向何方。
他只知道，自己必须让这条血管保持畅通，让前方的将士不至于饿着肚子、空着手去厮杀。
这便是他这个户部尚书，在战争中的岗位。
烈日炎炎，运河滔滔，官道上尘土飞扬。
三十万民夫，如同无数辛勤的工蚁，在庞大帝国机器的调度下，沉默地构筑着一条跨越山河的生命线。这条线上流淌的，不仅仅是粮草物资，更是这个新生王朝能否将它的意志和力量，有效投送到远方战场的试金石。
夏天的酷热，考验着民夫的体力，也考验着赵普呕心沥血设计的这套新制度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