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深秋，香港的夜凉得透骨。
维多利亚港的水面上，绿白相间的天星小轮来回穿梭，上层客舱里，西装革履的洋行职员和戴竹帽的劳工并肩而坐。粤语、英语、潮汕话混着海风，在昏暗的船灯里飘散开。
而新界西北部的偏僻山谷，却藏着另一番天地。
“东兴农业研究所”的招牌在月光下泛着冷光，高墙之上缠绕着带刺铁丝网，了望塔的探照灯扫过荒芜田埂，光影在稻田里晃来晃去。
门口两名守卫穿着卡其布制服，腰间挎着李-恩菲尔德No.1 mk.III*步枪，枪托抵着地面，眼神警惕地盯着每一处动静。
陈东的奥斯汀轿车碾过坑洼泥路，碎石子被车轮压得“咯吱”响，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山谷寂静。
1960年的新界远非后来的繁华模样，多数村落靠水路连通，土匪和走私贩在中英边境频繁出没。也正因如此，陈东才把核心研发藏在这里——谁会想到，稻田农舍之间，正孕育着颠覆世界的技术？
下车时，夜风卷着湿冷气息扑来，夹杂着泥土和化学试剂的混合味。
陈明博士早已等候在门口，白大褂袖口沾着淡褐色的光刻胶痕迹，眼底藏着按捺不住的亢奋，却依旧保持着沉稳：“董事长，成了！”
陈东跟着他穿过三道密码铁门，每扇门后都有专人核对身份。
走廊里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墙面上贴着“安全生产”的中文标语，两侧挂着农业种植图谱——这是特意布置的伪装，多数基层员工都不知道，脚下的地下室藏着全远东最精密的实验室。
“这是全港首个独立恒温系统洁净室。”陈明推开最后一扇厚重铁门，清冷空气扑面而来。
1960年的香港，空调还是奢侈品，只有中环顶级机构才配有全套设备。东兴为了这里，硬是从刚成立的意大利Frigel公司走私了三套工业级恒温机组，此刻正低低地嗡鸣着。
室内白炽灯光刺眼夺目，密封的氮气柜里，那片不足小拇指指甲盖大的硅片静静躺着，在灯光下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
陈明戴上乳胶手套，指尖微微颤抖，动作轻柔得像触碰稀世珍宝。他用特制镊子取出硅片，放进高倍率立体显微镜下，慢慢调整焦距：“董事长，请看——8微米线宽，稳定量产！”
陈东俯身凑近目镜，视野瞬间被放大。
纤细如发丝的晶体管雏形与互联线路，以近乎完美的精度蚀刻在硅基上，边缘光滑无毛刺，像件微缩艺术品。
他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实验台，台面是进口大理石材质，为的就是减少震动对光刻的影响。
1960年的香港，纺织业占出口总值51%以上 ，绝大多数人还在纺织厂、塑胶花厂里为三餐奔波，这片小小的硅片，承载着他撬动世界格局的野心。
“自主研发的光刻胶没出问题吧？”陈东直起身，声音低沉坚定。
他深知当时中国大陆和香港化工基础薄弱，从一开始就定了“基于现有化工原料改良”的路线，既务实又不失突破。
陈明用力点头，语气里满是自豪：“完全达标！我们解决了感光剂稳定性问题。”
话锋一转，他脸上露出难色：“但要推进到5微米线宽，必须用德国蔡司或英国库克的高精度透镜组。”
“常规渠道询价，对方一听说收货地是香港，直接拒绝了。”
“巴统会的禁运清单里，这类光学元件对中国大陆的限制比苏联还严，港英当局缉私队查得正紧，抓到就是没收货物、罚款十万港元加三年徒刑！”
陈东的眼神骤然锐利。
他当然清楚“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厉害——这个由美国牵头的十六国组织，就是要卡死新中国的技术命脉。
香港作为转口港，表面自由，实则处处是巴统的眼线。
沉默片刻，他斩钉截铁地说：“渠道的事我来解决，你只管盯着技术攻关。”
“三个月内，我要看到5微米线宽的样品。”
“明白！”陈明没有丝毫犹豫。
他知道陈东的能量——这位年轻的华资巨头，不仅在航运、地产领域根基深厚，更在南洋侨商圈子里有着极强的号召力，而那些遍布东南亚的侨商网络，正是突破封锁的关键。
离开山谷时已近午夜，劳斯莱斯轿车行驶在蜿蜒山路上。
陈东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远处九龙的灯火如同繁星点点，纺织厂的夜班灯光还在亮着，无数工人正在流水线上重复机械劳动。
他轻轻攥紧方向盘，掌心触到冰凉的金属，心里清楚，芯片这条路注定布满荆棘。
但1960年的仙童半导体还在实验室验证集成电路概念，Ibm的系统\/360计算机仍在图纸阶段，只要抢先一步，东兴就将在未来的科技浪潮中占据绝对先机。
与此同时，中环皇后大道中1号的汇丰银行大厦，顶层办公室的灯光依旧亮着。
这座1935年建成的Art deco风格建筑，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建筑，也是全港首个全空调大楼。站在落地窗前，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尽收眼底。
汇丰大班指尖夹着一支未点燃的古巴雪茄，面前红木办公桌上，摊着几份零散情报。
“大班，这是东兴上个月的财务流水，这笔二十万瑞士法郎的汇款很可疑。”高级助理俯身汇报，声音压得极低。
1960年的瑞士法郎坚挺异常，二十万法郎约合19万多港元，而当时香港普通工人月薪不过300港元左右，这笔巨款流向苏黎世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精密仪器公司，用途只写了“设备配件”，实在耐人寻味。
汇丰大班抬眼，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深邃如潭。他放下雪茄，指节敲击着桌面，红木的凉意透过指尖传来：“继续说。”
“港大那边的线人——他是机械与电气方向的毕业生，去年进了东兴的‘研究所’。”助理补充道。
1960年港大还没有电子工程系，这位毕业生只懂基础原理，根本听不懂研究所里的“技术黑话”。
“他说所里安保严得离谱，砍了基层员工的区域权限，还雇了前殖民地警察巡逻。”
“有次加班到深夜，他撞见两个外籍专家用德语聊天，隐约听到‘5微米’‘光刻’，还以为是农业设备的新技术。”
汇丰大班眉头微微蹙起，起身走到橡木档案柜前，拉开柜门时发出沉闷的“吱呀”声。
1960年的汇丰早已是香港金融界霸主，掌控着全港信贷命脉，华资企业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他抽出一份泛黄的剪报，那是一年前《香江报》的报道，标题赫然写着“东兴集团宣布成立先进技术实验室”，内容空泛得像公关噱头。
“当时我们都觉得，陈东不过是跟风赶时髦。”汇丰大班的声音带着几分自嘲，“航运、地产赚得盆满钵满，非要碰电子产业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可现在，零散线索串到了一起——港大毕业生听到的技术术语、南洋侨商透露的“高精度光学元件”采购需求、流向瑞士的巨额汇款，还有东兴会议上陈东轻描淡写提到的“电路集成”。
更让他心惊的是，那家苏黎世公司背后，牵扯着多个专门为受封锁地区提供精密设备的灰色中转商。
“这些线索来自完全不同的渠道，没有任何关联。”汇丰大班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雪茄盒的金属搭扣，冰凉触感让他愈发清醒。
“可它们都指向同一个事实：东兴不是在空谈，是在搞真家伙！”
助理在一旁低声道：“大班，仙童半导体的罗伯特·诺伊斯还在实验室验证集成电路概念，商用化遥遥无期。东兴现在就有了实质性进展，意味着他们的技术已经摸到了世界第一梯队门槛。”
汇丰大班沉默良久。
1960年的香港，华资企业在英资挤压下艰难求生，多数只能涉足纺织、塑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敢砸巨资研发尖端科技的，陈东是第一个。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和整个汇丰都低估了这个年轻的华人企业家。
震惊过后，一丝兴奋夹杂着忌惮涌上心头。他最擅长在风险中嗅到机遇，1960年的香港正处于经济腾飞前夜，纺织业虽繁荣，却终究是低端产业；而半导体技术，无疑是通往未来的钥匙。
“立刻做两件事。”汇丰大班的眼神变得凝重而果决。
“第一，把所有关于东兴研究院的信息列为最高机密，组建专项小组，摸查全球半导体产业最新进展，绝不能让其他银行察觉到风声。”
“第二，重新评估与东兴的所有合作。”他顿了顿，加重语气，“不能再把陈东当成普通华资企业家，他的战略布局能力，是最值钱的无形资产。”
“告诉信贷部门，未来东兴的任何融资需求，都要优先审批——我们要成为他不可或缺的伙伴，而不是旁观者。”
助理应声退下，办公室里重新恢复寂静。
汇丰大班走到落地窗前，望着窗外中环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将维多利亚港染成一片流光溢彩。
远处的天星小轮还在往返穿梭，载着奔波的人们驶向各自的目的地，却没人知道，在新界的深山里，在中环的写字楼中，一场关于技术、资本与野心的暗战，已经悄然拉开序幕。
他捏着那支始终未点燃的雪茄，指节微微泛白。
陈东到底还藏着多少底牌？东兴这艘巨轮，又能在半导体这条布满暗礁的航线上走多远？
他不知道答案，但他清楚，汇丰必须牢牢抓住这次机遇，否则就将错过一个全新时代。
夜色渐深，维多利亚港的风浪依旧。
那片藏在新界山谷里的深蓝微光，正顽强地穿透黑暗，预示着一个芯片破晓的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