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声音轻得像秋叶落地，却又重得仿佛每一步都踩在我的心跳上。
我和顾昭亭在黑暗中交换了一个眼神，连呼吸都凝固了。
那脚步声在废墟间犹疑，走走停停，伴随着电子设备发出的微弱嗡鸣。
不是战士，他的步伐没有那种经过训练的韵律和杀气。
顾昭亭朝我打了个几乎无法察觉的手势，示意我按计划行事。
他的意思很明确：杀掉一个底层人员只会打草惊蛇，但一个活着回去报信的目击者，却能传递我们想让他们收到的信息。
我深吸一口气，那件烧得只剩一半的白色连衣裙残片像冰冷的蛇皮贴在身上，散发着焦糊和霉变的气味。
我抓起一块浸透了冷水的麻布，胡乱地披在肩上，让湿漉漉的布料贴着皮肤，带走我身上所有属于活人的温度。
然后，我摇摇晃晃地从粮仓的阴影里走出去，站在那座已经坍塌了一半的静屋门口。
月光惨白，勾勒出我单薄的轮廓。
我刻意垂着头，长发凌乱地遮住脸，身体微微前后晃动，像一个迷失了方向、神志不清的幽魂。
废墟间的脚步声戛然而止。
那人手里的扫描仪发出的光束停顿了一下，随即猛地朝我这边扫来。
我能感觉到那道光在我身上停留了足足三秒，像一道实质性的视线，充满了惊骇与不可置信。
紧接着，我听到了他倒抽一口凉气的声音，然后是仪器掉落在地的清脆碰撞声。
他甚至没敢再多看我一眼，转身就跑，脚步声慌乱得像被猎犬追赶的兔子，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夜色里。
我没有动，直到顾昭亭从我身后走出来，将一件干燥的外套披在我身上。
“做得很好。”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稳，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他现在一定在用内部频道疯狂呼叫：‘目标存活，状态极差，疑似精神受创，仍在原区域游荡’。”
我裹紧外套，点了点头。
没错，这正是我要的效果。
让他们以为我只是个侥幸逃生的猎物，重伤未愈，神志不清，甚至已经分不清现实与幻觉。
让他们轻敌，让他们傲慢，让他们主动走进我为他们准备的、真正的陷阱。
当晚，我们转移到了更隐蔽的一处防空洞。
顾昭亭负责警戒，我则借着微弱的应急灯光，开始拆解那个从静屋里带出来的瓷娃娃。
娃娃的身体接缝处隐藏着极其精密的卡扣，我用一根细针小心翼翼地撬开，露出了内部如同电路板般纵横交错的符文。
这些符文并非雕刻上去的，而是用某种混合了金属粉末的红色颜料绘制，在灯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泽。
我的大脑深处，那股熟悉的信息流再次涌动起来。
那些被尘封的、不属于我的记忆碎片开始自行组合。
一本破旧的民俗手册影像在我脑海中一页页翻过，上面的文字与眼前娃娃体内的符文渐渐重合、对应。
最终，八个字像烙印一样清晰地浮现出来：“以形代骨，借皮承魂。”
瞬间，一股寒意从我的尾椎骨直冲天灵盖。
这根本不是什么借尸还魂的宗教仪式，而是一套阴毒至极的精神操控程序！
手册的注解冰冷地解释着：通过药物、催眠和长期心理暗示，在目标潜意识里植入一个核心指令——“我本该死去”。
当这个认知根深蒂固，目标就会丧失求生本能，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从而像接受宿命一样，自愿地、毫无反抗地接受自己的身体被另一个“灵魂”所取代。
母亲当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昏迷，那份显示她生命体征微弱的病历……一切都对上了。
她极有可能就是被注射了特制的药物，被诱导进入了那种无限接近死亡的“类死亡状态”，然后被送往那个所谓的模型社，成为了“初代适配”的牺牲品。
而我，从小到大都怕黑，怕独处，怕每一个陌生的面孔。
我一直以为那是天生胆小，现在想来，那或许根本不是胆小，而是童年某段关键记忆被系统性抹除后，灵魂深处留下的创伤后遗症！
我在害怕的，可能是我早已忘记的、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恐怖真相。
就在我沉浸在彻骨的冰冷中时，顾昭亭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我身边，他带来了一个更坏，也更好的消息。
“我截获了他们的一段加密通讯。”他压低声音，“城西的旧供销社，下周会举行一场‘补位大典’。”
他将破译出的内容简要复述了一遍。
名义上，这是一场悼念仪式，邀请了三位“早夭子女”的家属前来观礼。
但实际上，这是完成“三魂归位”——也就是身体替换——的最后一环。
在观礼家属的见证下，新的“灵魂”将彻底占据躯壳，完成新生。
“名单上有两个人，一个是赵姨，另一个是一位失联多年的老教师。还有一个名额是空白的，旁边的标注是‘待定亲属’。”顾昭亭的目光落在我脸上。
我几乎是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我的心沉了下去。
“待定亲属”……他们在等一个人，一个能来认领“林晚照”这具模型尸体的人。
只要有直系亲属在死亡确认书上签了字，我这个人的档案就算彻底闭环，那具为我准备的“活体模型”就能名正言顺地完成交易，变成另一个合法的存在。
而最合适，也最有可能被他们选中的人选，只有一个——我的姥姥。
“我们必须混进去。”我斩钉截铁地说。
这不仅是为了阻止他们，更是为了确认姥姥的安危。
我们立刻开始制定计划。
顾昭亭负责伪造身份。
我在静屋里时，曾凭借那瞬间爆发的记忆力，记下过几个灰袍人腰间令牌的编码规律。
前两位代表所属区域，第三位数字如果是奇数，则代表核心成员，偶数则是外围助理。
顾昭亭利用这个规律，为我们伪造了两枚助理级的通行令牌。
而我，则要扮演一名低阶的记录员。
我找来一块黑色的面纱遮住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为了以防万一，我将一些微量的磷粉仔细地藏进了指甲缝里。
供销社的地下空间肯定会用蜡烛照明，一旦需要制造混乱，只要指甲轻轻一弹，这点磷粉就足以瞬间点燃空气中弥漫的蜡尘，制造出一场不大不小的爆炸。
临行前夜，我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我将母亲当年的病历复印件小心地折好，趁着夜色，塞进了旧供销社外墙的一道不起眼的裂缝里。
我用随身携带的红笔，重重圈出了其中一行字：“体温异常，持续72小时维持在34.5摄氏度。”这是药物深度抑制生命体征的最典型特征，任何一个有经验的法医都能看出其中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封“举报信”会不会被人发现，但我必须留下火种，为将来的某一天，能将他们彻底钉死在罪恶的十字架上。
典礼当天，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香烛和潮湿泥土混合的怪味。
我戴着面纱，穿着一身灰扑扑的制服，跟在一队沉默的助理人员身后，低着头，步入了供销社地下的礼堂。
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大，也更令人毛骨悚然。
四周的墙壁上，镶嵌着一个个玻璃橱窗，里面陈列着七具已经制作完成的“活体模型”。
他们都穿着裁剪合身的传统服饰，男女老少皆有，眼睑安详地闭合着，皮肤在昏暗的烛光下泛着象牙般的质感，仿佛不是尸体，而是在安睡。
我的目光扫过他们，心脏一阵抽痛。
这些人，曾经也都是活生生的人。
礼堂中央的主祭台上，站着一个戴着青铜面具的男人。
他身形瘦削，左手捧着一本厚重的名册，右手空着。
当他开口时，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摩擦朽木：“吉时已到。今夜，缺位终补。”
我低下头，拿起分发给记录员的纸笔，假装开始记录。
但在我低头的瞬间，大脑里的信息流再次疯狂运转起来。
我不需要看，只需要听。
这个面具人的呼吸频率，每分钟是18次，平稳但略显急促，而我在静屋里遇到的那个灰袍首领，他的呼吸深沉而绵长，绝不会超过12次。
还有，这个面具人从祭台一侧走到中央时，右腿有极其轻微的拖拽感，他是个跛子。
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这是一个替身，一场演给某些人看的“替身秀”。
真正的头目，那个策划了一切的幕后黑手，此刻一定正躲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暗处，像欣赏戏剧一样，观察着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发现让我脊背发凉。
我握紧了笔，正准备用我们事先约定好的暗号，将“主祭是替身”这个异常情况记录下来时，忽然感觉自己的右边袖口传来一丝微不可察的凉意。
有什么东西被极快地塞进了我的衣袋里。
我的动作僵住了，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
我维持着低头记录的姿势，左手不动声色地伸进衣袋，触碰到了一个被折叠起来的小纸团。
我用指尖慢慢将其展开，借着衣袖的遮掩，目光瞥了下去。
纸条上没有长篇大论的警告，也没有复杂的暗号，只有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别写。
那笔迹，那熟悉的、带着微微顿挫的仿宋体，像一根淬了冰的钢针，瞬间刺穿了我的脑海。
那是我小时候，姥姥手把手教我练字时，我模仿了无数遍的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