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纸在火焰中蜷曲、焦黑、化作飞灰的细微声响，仿佛还在耳边噼啪作响。那几行潦草、炭笔写就的字迹，却如同烙铁，深深烫在眼底，烫在心里。蕙兰还活着，在苏州虎丘山下那个鱼龙混杂的“悦来”脚店柴房里藏着，活着。但“有生人窥伺，疑为官面”，活着，却已在网中。“有不得已之故，无法即刻成行，恳请暂缓”，活着，却已动弹不得。
阿六在等我的信，等一个能救她，也可能把我们所有人拖入更深渊的指令。三日后，老地方见。
三日。
黑暗像冰冷的铁箍，勒紧头颅，也勒紧心脏。肋下的伤口、左肩的钝痛、右腿箭疮的灼热麻痒，都在这令人窒息的寂静和冰冷的决心中，变得遥远而模糊。只有胸膛里那颗心脏，在疯狂地、沉重地擂动，每一次搏动，都牵扯着全身的伤口，也敲打着“三日”这个残酷的时限。
去不了。以我现在的样子，拖着这身随时可能散架的骨头和烂肉，别说千里奔袭苏州，只怕连这座宅院的大门都迈不出去，就会被骆养性的眼线，或者“闫公公”的爪牙，撕成碎片。硬闯是死路，坐视是绝路。
必须有人去。必须有一个信得过、够机敏、又能避开所有耳目、抵达苏州、并且有能力在官面势力窥伺下，将蕙兰从那个“悦来”脚店柴房里带出来的人。阿六？不行。他送信已是冒险，再让他去救人，无异于送羊入虎口。他混迹底层，有些门路，但对付不了“官面”的人，更带不走一个“无法即刻成行”的妇人。
还有谁？黑三？那是个只认钱、心狠手辣的亡命徒，疤脸刘的事刚了，能用，但不能托付性命，尤其是蕙兰的性命。赵麻子？胆小如鼠，不堪大用。北镇抚司的旧部？如今我是戴罪“静养”之身，骆养性眼皮底下，谁敢与我牵扯？谁又能信？
无人可用。无路可走。
不，还有一条路。一条更险、更窄，刀尖上跳舞的路。
王太医。那张墨迹未干的药方，那意味深长的眼神，那句“千户体内那股奇寒之气，郁结深重，非寻常药石可解……切勿再行险蹈危，耗损本源”的警告，还有……关于他南京胞弟“时疫沉重”的隐晦提及。
他在暗示什么？是单纯的医者仁心，提醒我伤势危重？还是某种心照不宣的交易？他看出了我的伤有新创，看出了我内息古怪，甚至可能猜到了我处境艰难。他用他弟弟的安危，点出了一个可能的、脆弱的连接点——南京。苏州是南直隶应天府辖下，与南京近在咫尺。他弟弟在南京太医院，他“一时难以脱身”……
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计划，在冰冷的黑暗中逐渐成形，带着砭骨的寒意和孤注一掷的决绝。
阿六不能去苏州。但我可以给他一个去处，一个任务，一个……或许能搅动死水，为我，也为蕙兰，挣出一线生机的去处。
南京。
王太医的弟弟在南京太医院，身染“时疫”，王太医“甚是挂念”。这是现成的理由，也是最好的掩护。阿六需要一个新的身份，一个远离京城这是非之地、暂时安全的去处。南京，天子脚下，留都重地，盘查严，但也灯下黑。王太医弟弟在太医院，哪怕是个微末小吏，也是一层保护色。让阿六去南京，不是救人，是“探病”，是“送信”，是替我……去摸一摸南京的底。王太医为何突然提及南京？是随口一言，还是意有所指？他弟弟的“时疫”，是真的，还是托词？“闫公公”来自南方，与南京有没有关联？那本要命的账册，牵扯的铜政大案，根子也在南直隶！南京，是“闫公公”的来处，也可能是“岱翁”那潭浑水的源头之一！让阿六去，以探病为名，行查探之实。他机灵，擅底层钻营，在南京那种地方，或许能发现些京城看不到的东西。
但这需要王太医的首肯，甚至……协助。他必须相信，阿六是他弟弟的“故友”或“远亲”，因事路过南京，听闻“时疫”，特来探视。这需要一封“家书”，一个信物，一个能让南京太医院那边不起疑心的理由。这很难，但并非绝无可能。王太医今日出手救治，隐晦提及南京，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他在试探，也在寻找……或许，他也在寻找一条路，一条能庇护他弟弟、或者他自己的路。我的伤，我的处境，我的“价值”，或许能成为交换的筹码。
而苏州……蕙兰那边，不能硬救，只能智取，甚至……只能等。等一个时机，或者，制造一个时机。阿六去南京，动静不能大，但可以有意无意，漏出点风声——关于京城某位“大人物”对苏州某位“林姓妇人”的“关注”。这风声要模糊，要迂回，要通过阿六在南京底层的关系网，悄悄散出去，最好能传到那些“窥伺”蕙兰的“官面”耳朵里。让他们疑神疑鬼，让他们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动手，甚至……主动撤去部分监视。这是险棋，是火中取栗，但也是目前唯一能暂时稳住苏州局面的办法。为蕙兰争取时间，也为我争取时间。
代价呢？将阿六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将王太医拖下水，风险未知。将本就微妙的平衡打破，可能引来更猛烈的反扑。但，还有选择吗？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
必须赌。用阿六的命，用王太医可能存在的“软肋”，用我仅剩的、那点可怜的“价值”和秘密，去赌一个渺茫的机会。
窗外的天色，从浓黑转为一种沉郁的墨蓝，远处隐约传来第一声鸡鸣。天快亮了。新的一天，新的煎熬，新的博弈，即将开始。
我缓缓从冰冷的地上撑起身体，每一个关节都在呻吟，每一处伤口都在抗议。挪到书案旁，就着窗外透进的、惨淡的晨光，磨墨。墨锭冰冷，手指僵硬，几乎握不住。水滴入砚，声音在死寂中格外清晰。我定了定神，用颤抖的、血迹未净的手，提起笔。
不是写给阿六。那太危险。信使小顺子是否可靠？传递渠道是否安全？都是未知。我不能冒这个险。
我要写两封信。一封，给王太医。用词必须极其隐晦，既要表明我懂了他的暗示，提出了“南京探病”的请求，又要将“阿六”的身份合理化，更要暗示此事若成，我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并且……关于我伤势的“实情”，将永远只是“旧伤复发，静养即可”。这是一封试探，也是一份投名状。
另一封，是给阿六的指令。不能写具体内容，只能是一个见面的信号，一个只有他懂的、极其隐蔽的标记。这标记，要能让他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看到，并且明白，三日后“老地方”之约取消，改为……另一个更安全、更出人意料的地点。这地点，必须我能“偶然”提及，又能确保他能“偶然”得知。
笔尖蘸饱了墨，悬在纸上，微微颤抖。墨汁滴落，在宣纸上泅开一小团污迹，像一滴浓得化不开的血。
我闭上眼，深深吸了一口气，肺叶刺痛。再睁开时，眼中只剩下一片冰冷的决绝。笔尖落下，在惨白的宣纸上，划下第一道浓黑的、沉重的痕迹。
天，终于亮了。一缕惨白的天光，撕破厚重的云层，透过窗纸，照在书案上，照在那刚刚写就的、墨迹未干的字迹上，也照在我毫无血色的脸上。
新的一天开始了。赌局，也已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