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板背面的神秘防御图，像一块投入心湖的巨石，在王铁锤和杨帆心中激起层层波澜。他们秘而不宣，暗中观察，却一时难以锁定刻画者。但这张图的存在，无疑印证了系统化、专业化教学的紧迫性。随营学校不能停留在识字扫盲，必须尽快建立起能够培养初级指挥员和技术骨干的体系。
杨帆与几位核心骨干连夜商讨，最终确定了“三科并进”的教学框架：军事科，主攻战术、射击、土工作业；政治科，讲解抗战形势、革命道理、军队纪律；文化科，夯实读写算基础。课程在原有的最大岩洞和新开辟的几个较小坑道中同步展开。
军事科的沙盘旁，争论最为激烈。沙盘用泥土和石子堆砌出青龙河一带的地形。一次伏击战推演，以铁柱为代表的老兵派主张依靠险要地形，近战歼敌，发挥刺刀见红的勇猛。“就得把鬼子放近了打！一梭子撂倒前排，剩下的大刀片子招呼，痛快！”铁柱唾沫横飞。
而几个读过几年私塾、被戏称为“知青”的年轻队员则提出异议：“铁柱哥，硬拼伤亡太大。应该利用河流拐弯处，设置真假阵地，用小股兵力诱敌，主力侧翼迂回，打他的腰眼！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迂回？林子那么密，跑岔了咋办？耽误了战机谁负责？”铁柱瞪着眼。
“可以提前布置路标，控制运动时间……”
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各执一词。杨帆并不直接裁定对错，而是引导他们分析不同战术的优缺点、适用条件以及可能的风险，让争论变成活生生的战术研讨课。
政治科的课堂相对严肃。杨帆亲自讲解《论持久战》，分析抗战的三个阶段，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和民众的力量。当讲到“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时，猎户的儿子，一个叫山娃子的半大孩子，突然举起手，眼神急切：“杨司令，那……那咱们啥时候才能反攻？啥时候能把小鬼子全赶出东北？我爹娘……”他声音哽咽，没说下去。这个问题，问出了所有人心底的渴望与焦灼。杨帆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而是详细解释了积蓄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艰难过程，强调了眼下每一场战斗、每一次学习，都是在为最终的反攻铺路。
文化科的困难最大。面对那些比枪械复杂无数倍的笔画和数字，不少老兵抓耳挠腮。一次默写常用字，铁柱盯着石板上自己写出的、缺胳膊少腿的“武器”二字，越看越恼火，一股邪火窜上头顶，猛地将石板摔在地上，“哐当”一声，石板裂成两半！
“老子不学了！这比挨枪子儿还难受！”他梗着脖子吼道。
全场愕然。杨帆脸色一沉，没有厉声斥责，而是走过去，捡起裂开的石板，看着铁柱，平静却不容置疑：“摔石板解决不了问题。战场上，你枪卡壳了，也把枪扔了？去，找王铁锤领罚，削两百根炭笔。什么时候削完，什么时候回来上课。削不完，你的机枪交给别人。”
铁柱脸涨得通红，想争辩，但在杨帆冷峻的目光下，最终还是悻悻地低下头，灰溜溜地去找王铁锤了。他知道，司令这是动真格的。
教学并非总是枯燥。杨帆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他带着军事科的学员，徒手攀爬矿坑附近的险峻崖壁，实地进行测绘和方位判定训练。一次，他们险些与一头刚结束冬眠、出来觅食的黑熊迎头撞上，学员们紧张却有序地按照战术要领分散、隐蔽、警戒，最终有惊无险，这也成了一堂生动的野外应激课。
战场急救演示更是就地取材。用缴获的日军九〇式钢盔装满雪，架在火上煮开消毒，模拟在无器械条件下获取热水；用撕开的绑腿布代替绷带，用削直的树枝当夹板。鲜血和伤口是假的（用了猪膀胱和颜料），但操作的严谨要求却是真的。
文化科教员（由识字较多的队员轮流担任）则想出了巧办法，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编成识字歌谣，带着大家一边唱，一边认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雄壮的歌声在岩洞里回荡，一个个方块字仿佛也随着旋律，烙印在学员们的心中。
学校的运转渐渐步入正轨，学员们在争吵、罚站、汗水和偶尔的欢笑中汲取着养分。然而，杨帆却隐约察觉到一丝异样。他注意到，无论上什么课，总有一个坐在角落、名叫顺子的年轻队员（是上次补充兵员时从附近村落投奔来的），听得格外专注，而且手指总在膝盖上或石板下无声地划动，不像是在记笔记，倒像是在……誊抄？
一次政治课后，杨帆故意落在最后，看似随意地走到顺子刚才坐的位置，蹲下身，借着收拾东西的掩护，用手指轻轻拂过地面一层薄薄的石粉。指尖触感微异，他仔细辨认，发现那里似乎用极细的硬物刻划过许多细小的、非文字的符号，排列规律，像某种密码或速记。
有人不仅在学，还在暗中记录，以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
杨帆不动声色地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看来，这片苦心经营的密营，这所刚刚起步的随营学校，吸引来的，并不仅仅是渴望知识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