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的老槐树被台风刮倒那天,苏拉正蹲在田埂上看蚂蚁搬家。树根翻出来的土块上还粘着没烂透的玉米须,她忽然想起城里超市里裹着保鲜膜的玉米,白生生的,倒像跟土地断了亲。
“砍了烧火呗。”二伯扛着斧头过来,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得梆梆响,“这树早空心了,留着挡道。”
“别砍。”马克不知啥时候站在身后,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报纸,头版印着亚马逊雨林着火的照片,“你看这树根盘得多密,底下不知养着多少虫蚁,烧了怪可惜的。”
二伯嗤笑一声:“虫子有啥可惜的?又不能当饭吃。”他举着斧头要劈,被赶来的老支书喝住了。
“这树是村里的‘风水眼’。”老支书往树桩上泼了瓢水,“你爷爷那辈就说,树活一岁,村头的井水就甜一分。现在它倒了,咱得想法子让根须接着喘气。”
这话让苏拉想起去年在道观里听的课。道长说“道法自然”,不是让山里的树都长一个样,是让松在石缝里扎根,竹在溪边抽芽,各按各的性子活。就像村里的田,水稻爱水就种在洼地,高粱耐旱就栽在坡上,哪能强求一律?
城里来的环保志愿者扛着树苗进村时,黄毛正蹲在槐树根上玩手机。屏幕上是西方环保组织拍的纪录片,北极熊踩着碎冰漂在海上,瘦得肋条根根分明。
“这跟咱有啥关系?”他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咱连海都没见过。”
“你去年种的西瓜,是不是浇了村口的井水?”马克递给他棵桃树苗,“那井水从后山流下来,要后山的树都被砍了,泥沙堵了泉眼,你还想浇出甜西瓜?”
黄毛没吭声,扛起铁锹往坑边挪。苏拉看着他笨拙地培土,忽然想起书里说的“人类中心主义”——就像小时候玩过家家,总把自己当皇帝,让布娃娃和积木都听指挥,忘了布娃娃沾了灰会脏,积木堆太高会倒。
志愿者里有个穿僧袍的师父,正蹲在树根旁捡枯枝。他说佛教讲“众生平等”,蚂蚁和人一样,都得靠这土地活着。“你踩死只蚂蚁觉得没啥,可要是人人都这么想,田埂上的蚁穴都没了,谁帮着松土?”师父的僧袍沾了泥,倒比穿西装的看着亲近。
二伯也凑过来帮忙,烟袋锅子插在腰上。他说年轻时跟人去山里砍过树,回来就闹肚子疼,老郎中说是“山神爷不高兴了”。“那会儿不信,现在瞅着地里的虫越来越少,才明白老话说的‘树多了虫多,虫多了鸟多,鸟多了田旺’,不是瞎掰。”
中午歇脚时,老支书端出筐煮玉米。黄澄澄的颗粒上还带着点黑须,咬一口,甜汁顺着嘴角流。“这是用槐树下的土种的。”他指着树桩周围新栽的苜蓿,“苜蓿能肥地,等明年开春,再在这儿种点南瓜,让藤蔓顺着树桩爬,也算给老树接个新念想。”
苏拉啃着玉米,听志愿者说西方现在流行“生态整体观”,不再光想着“人要怎么活”,而是琢磨“人该跟万物咋相处”。她忽然觉得,这跟儒家说的“民胞物与”没两样——把百姓当兄弟,把万物当朋友,哪能厚此薄彼?
傍晚时,夕阳把树桩的影子拉得老长。黄毛在树桩上刻了个笑脸,说:“以后它就是咱村的‘环保哨兵’,谁再想砍树,先问问它答应不。”
马克掏出相机拍照,镜头里树桩旁的小树苗歪歪扭扭,倒像群围着老人撒娇的孩子。“你看,”他举着照片给苏拉看,“不管是东方的‘道法自然’,还是西方的‘生态整体’,说的都是一回事——咱跟这树、这草、这虫蚁,本就是一根藤上的瓜,谁也离不了谁。”
回城的路上,苏拉看见车窗外的田埂上,二伯正弯腰捡塑料瓶。风把他的白头发吹得乱晃,倒比举着斧头时顺眼多了。她忽然明白,环保哪分什么东方西方?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到了该心疼这土地的时候,谁都会伸手护着——毕竟,这是咱所有人的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