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杨秀到了长安，皇上见到他，都不跟他说话。第二天，派使者狠狠地责备了他。杨秀向皇上谢罪，太子和其他诸王也都在朝堂上哭着替他请罪。皇上说：“之前秦王（杨俊）浪费财物，我是以父亲的身份教训他。现在杨秀损害百姓利益，我就要以君主的身份来制裁他。”于是把杨秀交给执法官员处理。开府仪同三司庆整劝谏说：“庶人杨勇已经被废，秦王也去世了，陛下的儿子没剩几个了，何必做到这个地步呢！蜀王性格很耿直，现在受到这么严厉的责罚，恐怕会想不开。”皇上听了大怒，差点要割他的舌头，还对大臣们说：“应该把杨秀在闹市斩首，向百姓谢罪。”然后命令杨素等人去审查杨秀的罪行。
太子杨广暗中做了个木偶人，把木偶的手绑起来，在胸口钉钉子，还给它戴上枷锁镣铐，写上皇上和汉王杨谅的名字，上面还写着“请西岳慈父圣母派神兵来收走杨坚、杨谅的神魂，让他们像木偶这样，别让魂魄消散游荡”。然后偷偷把木偶埋在华山脚下，杨素发现后就挖了出来。此外，还说杨秀胡乱编造预言，说京城有妖异之事，又制造蜀地出现祥瑞的说法；还写了檄文，说“到时候就要兴师问罪”，把这些东西都放在杨秀的文集里，一并上奏给皇上。皇上说：“天下怎么会有这种事！”十二月癸巳日，把杨秀废为庶人，幽禁在内侍省，不许他和妻子儿女见面，只给他两个獠人婢女使唤，受他牵连获罪的有一百多人。杨秀上表谢罪，言辞悲切：“希望皇上慈悲，可怜可怜我，在我这残命还没结束的时候，能让我和爱子瓜子见上一面；请赐给我一块葬身之地，让我的尸骨有个安放之处。”瓜子是他最疼爱的儿子。皇上因此下诏列举他的十条罪状，还说：“我现在都不知道杨坚、杨谅跟你是什么关系了！”后来才允许他和儿子住在一起。
当初，杨素曾因小错被皇上命令送到御史台，让治书侍御史柳彧处置他。杨素自恃身份高贵，就坐在柳彧的座位上。柳彧从外面进来看到，就在台阶下端正地拿着笏板，神色严肃地对杨素说：“我奉皇上诏令来治你的罪！”杨素赶紧从座位上下来。柳彧坐在桌案后面，让杨素站在庭院里，质问他事情的经过。杨素从此就记恨上了柳彧。蜀王杨秀曾经向柳彧要李文博写的《治道集》，柳彧给了他；杨秀就送了十个奴婢给柳彧。等到杨秀获罪，杨素就上奏说柳彧作为朝廷官员和诸侯勾结，柳彧因此被开除官籍，贬为平民，发配到怀远镇戍边。
皇上派司农卿赵仲卿去益州彻底追查杨秀的事情，杨秀的宾客经过的地方，赵仲卿一定会苛刻地按照法律条文来定罪，州县长官因此获罪的超过半数。皇上觉得他很能干，赏赐了他很多东西。
过了一段时间，贝州长史裴肃派使者上书，说：“高颎是天生的杰出人才，是开国元勋，却被众人嫉妒，以至于被罢官；希望陛下能记着他的大功，忘掉他的小过错。另外，杨勇和杨秀这两个庶人获罪已经很久了，难道他们就不能改过自新吗！希望陛下发扬君父的慈爱，顾念父子天性，给他们各自封个小国，看看他们的表现：要是能改过从善，再逐渐增加封地；要是不思悔改，再贬职削地也不迟。现在他们改过自新的路被完全断绝，也看不到他们愧疚后悔的心思，这难道不悲哀吗！”奏书呈上后，皇上对杨素说：“裴肃为我的家事担忧，这也是一片赤诚之心啊。”于是征召裴肃入朝。太子杨广听说了，对左庶子张衡说：“要是让杨勇有机会改过自新，他们想干什么呢？”张衡说：“看裴肃的意思，是想让杨勇像吴太伯、汉东海王那样（主动让位，不威胁到皇位）。”裴肃到了之后，皇上当面告诉他杨勇不可能再被召回重用，然后就把他打发走了。裴肃是裴侠的儿子。
杨素的弟弟杨约，堂父杨文思、杨文纪，族父杨忌都担任尚书、列卿等官职，他的几个儿子没立过什么战功，却能做到柱国、刺史；他们大肆置办产业，从京城到各个重要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店铺、磨坊、肥沃的田地和豪华的住宅，多得数都数不清；家里有几千个奴仆，后庭穿着华丽丝绸的歌妓小妾也有上千人；他们的住宅极其奢华，规格都快赶上皇宫了；亲戚朋友和下属在朝廷里占据着清要显达的职位。杨素废掉一个太子和一个王之后，权势越来越大。要是有朝臣违抗他，有的甚至会被诛杀；要是有依附他或者是他亲戚的人，就算没什么才能，也一定会得到提拔，朝廷上下的人都对他畏惧顺从。敢和杨素对抗不屈服的，只有柳彧、尚书右丞李纲、大理卿梁毘这几个人。
当初，梁毘担任西宁州刺史，一共十一年。当地蛮夷酋长都觉得金子多的人就是豪杰，互相攻打抢夺，年年都不得安宁，梁毘很为此头疼。后来各个酋长一起给梁毘送金子，梁毘把金子放在座位旁边，对着金子大哭，对他们说：“这东西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你们就为了它互相残杀，死了多少人都数不清，现在拿过来，是想害死我吗！”他一点金子都没要。于是蛮夷们受到感动，不再互相攻击。皇上听说后，觉得他做得很好，征召他入朝担任大理卿，梁毘处理案件公平公正。
梁毘看到杨素专权，担心会给国家带来祸患，就上奏章说：“我听说臣子不能作威作福，不然会给家族带来危害，给国家带来凶险。我看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受到的宠幸越来越多，权势一天比一天大，官员们都听他的，看他的脸色行事。违抗他意思的人，就像夏天遇到严霜一样倒霉；迎合他的人，就像冬天遇到甘雨一样幸运；是荣华还是落魄，都由他一句话决定；是被废还是被提拔，就看他怎么指挥；他偏袒的人都不是忠诚正直的，他举荐的都是自己的亲戚，他的子弟遍布各州各县。天下太平的时候，他或许会暗藏不轨之心；国家一旦有忧患，他肯定会成为祸端的始作俑者。奸臣独揽大权，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王莽积累势力用了好些年，桓玄也是历经朝代更替打下基础，最终汉朝和晋朝的国祚都被他们断送了。陛下要是把杨素当成辅佐大臣，我担心他的心可不像伊尹那样忠诚。希望陛下能借鉴古今，适当处置，让国家基业永远稳固，天下百姓就太幸运了！”奏书呈上后，皇上大怒，把梁毘抓进监狱，亲自审问他。梁毘极力陈说“杨素凭借宠幸玩弄权势，他带兵的地方，肆意杀戮，毫无道义。而且太子杨勇、蜀王杨秀被定罪废黜的时候，百官没有不震惊害怕的，只有杨素得意洋洋，眉飞色舞，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皇上没办法反驳他，就把他放了。
从那以后，皇上也逐渐疏远猜忌杨素，于是下诏书说：“仆射是国家的宰相，不能亲自处理琐碎事务，隔个三五天去一次尚书省，评论一下大事就行了。”表面上对杨素很优待尊崇，实际上是剥夺他的权力。因此在仁寿末年，杨素再也不能管理尚书省的事务了。还把杨约调出京城，去做伊州刺史。
杨素被疏远后，吏部尚书柳述越来越受重用，代理兵部尚书，参与掌管机密事务；杨素因此很讨厌他。
太子杨广问贺若弼：“杨素、韩擒虎、史万岁都被称为良将，他们谁优谁劣呢？”贺若弼说：“杨素是猛将，但不是有谋略的将领；韩擒虎是能冲锋陷阵的斗将，但不是能统领大军的将领；史万岁是善于骑战的骑将，但不是能运筹帷幄的大将。”太子又问：“那什么样的才是大将呢？”贺若弼行礼说：“这就看殿下您的选择了！”贺若弼这意思是觉得自己才是大将。
交州的俚族首领李佛子发动叛乱，占据越王旧城，派他哥哥的儿子李大权占据龙编城，另外一个首领李普鼎占据乌延城。杨素推荐瓜州刺史长安人刘方有将帅的谋略，皇上下诏任命刘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统领二十七营军队前去平叛。刘方军令十分严格，有违反的必定斩首；但他又很关爱士兵，士兵生病他都会亲自去安抚照顾，士兵们也因此很爱戴他。到了都隆岭，遇到贼军，刘方率军将其击败。接着进军到李佛子的营地附近，先向他说明投降和抵抗的利害关系。李佛子害怕了，请求投降，刘方就把他押送到长安。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隋文帝晚年的政治风波，尤其围绕蜀王杨秀被贬、杨素专权及朝堂权力博弈展开，字里行间尽显皇权斗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可从多个维度解读其历史意味：
皇权阴影下的亲情异化：从“父子”到“君臣”的撕裂
隋文帝对皇子的态度堪称权力异化亲情的典型。面对蜀王杨秀，他先以“君道绳之”取代“父道训之”，将父子关系彻底纳入权力框架；即便杨秀狱中哀求“与瓜子相见”，仍以“不知杨坚、杨谅是汝何亲”痛斥，尽显帝王对“绝对权威”的偏执。这种“权力优先于亲情”的逻辑，根源在于皇权的排他性——在隋文帝眼中，皇子首先是潜在的权力威胁，而非血脉至亲。
而太子杨广（后来的隋炀帝）通过“埋偶人诅咒”“伪造檄文”构陷兄长，更是将亲情异化为夺权工具。封建皇权的“家天下”本质，最终让“家”沦为权力厮杀的战场，亲情成为最廉价的牺牲品。
权臣崛起与政治生态的败坏：杨素专权的双重逻辑
杨素的崛起堪称“权臣生存法则”的教科书式案例。他凭借构陷太子勇、蜀王秀的“功绩”获得隋文帝信任，又通过打击异己（如柳彧因曾得罪他而被贬戍边）、安插亲信（家族子弟遍布要职）构建权力网络，甚至达到“荣枯由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的程度。
其专权的背后，既有隋文帝晚年对“绝对控制”的渴求（需借权臣之手清洗宗室），也暴露了封建官僚体系的致命缺陷：当皇权缺乏制约，“忠诚”易沦为“依附”的伪装，“才干”常成为构陷的利器。杨素广积资产、奢靡无度，更折射出权力不受约束时的腐败必然——他的豪宅“制拟宫禁”，恰是皇权旁落的隐性象征。
少数直臣的困境：理想主义在权力漩涡中的挣扎
史料中几位直臣的遭遇，更显政治生态的压抑。柳彧依法审讯杨素却遭报复，梁毘上书弹劾杨素险遭处死，裴肃建议给废太子改过机会却被冷遇，他们的困境揭示了封建朝堂的残酷现实：直言敢谏者往往代价沉重，而依附权臣者却能平步青云。
梁毘对杨素的弹劾尤为深刻，他以王莽、桓玄为例警示“奸臣擅命，有渐而来”，直指权臣专权对王朝根基的侵蚀。尽管隋文帝最终未处置杨素，但“浸疏忌素”并夺其权，说明直臣的声音虽微弱，却仍能触动皇权的敏感神经。而柳彧、李纲等人的坚守，则为这段黑暗的权力史留下了一丝理想主义的微光。
制度缺陷下的悲剧循环：权力斗争的无解困局
从蜀王被贬、高颎遭弃，到杨素专权、太子构陷，整个事件始终围绕“权力分配”展开，却始终缺乏合理的制度约束。隋文帝既想通过清洗宗室巩固皇权，又不得不依赖权臣，最终陷入“防子防臣却防不住权力异化”的困境；太子为夺位不择手段，却也为后来隋朝的短命埋下伏笔。
这种“以人治人”的模式，注定了封建王朝的权力斗争只能在“清洗—专权—再清洗”的循环中往复，而普通官员与百姓则沦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蜀王案“连坐者百馀人”，益州官员“坐者太半”，正是这种困局的直接写照。
结语：权力的镜子照见人性的真相
这段史料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封建皇权下的生存逻辑：权力可以吞噬亲情，扭曲人性，让忠诚成为原罪，让构陷成为捷径。杨素的崛起与失势，蜀王的从骄纵到幽禁，直臣的坚守与代价，共同构成了一幅王朝中期的权力浮世绘。而隋文帝晚年的猜忌与矛盾，更印证了一个真理：当权力失去制约，再英明的君主也会沦为权力的囚徒，再稳固的王朝也会在无休止的内耗中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