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元年（公元601年，辛酉年）
春天，正月乙酉初一，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任命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左仆射，纳言苏威为右仆射。
丁酉日，改封河南王杨昭为晋王。
突厥的步迦可汗侵犯边塞，在恒安打败了代州总管韩弘。
任命晋王杨昭为内史令。
二月乙卯初一，发生日食。
夏天，五月己丑日，突厥有男女共九万人前来投降。
六月乙卯日，派遣十六位使者巡视各地风俗民情。
乙丑日，下诏说天下学校的学生数量多但质量不精，只留下国子学的七十名学生，太学、四门学以及州县学都予以废除。前殿内将军河间人刘炫上奏表恳切劝谏，皇上没有听从。秋天，七月戊戌日，将国子学改名为太学。
当初，皇上接受北周禅让，担心民心不服，所以经常宣扬一些祥瑞征兆来彰显天命，那些伪造祥瑞进献的人，多得数都数不清。冬天，十一月己丑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就像封禅的礼仪一样，祭文里详细叙述了前后出现的祥瑞，以此来答谢上天。
山獠发动叛乱，朝廷任命卫尉少卿洛阳人卫文昇为资州刺史去镇守安抚。卫文昇本名玄，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他刚到任时，獠人正在攻打大牢镇，卫文昇独自一人骑马来到他们的营地，对他们说：“我是刺史，奉了天子的诏令来安抚你们，不要害怕！”一群獠人都不敢乱动。接着卫文昇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首领们听了很感动，就撤兵离开了，前后归附的獠人有十多万。皇上非常高兴，赏赐给卫文昇两千匹细绢。壬辰日，任命卫文昇为遂州总管。
潮州、成州等五个州的獠人造反，高州酋长冯盎快马赶到京城，请求前去讨伐。皇上让杨素和冯盎一起讨论贼寇的形势，杨素感叹道：“真没想到蛮夷之中竟有这样的人才！”随即派遣冯盎征调长江、岭南的军队前去攻打。叛乱平定后，任命冯盎为汉阳太守。
下诏任命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长孙晟为受降使者，协助启民可汗向北攻打步迦可汗。
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壬戌年）
春天，三月己亥日，皇上前往仁寿宫。
突厥的思力俟斤等人向南渡过黄河，掳掠了启民可汗的男女六千口以及各种牲畜二十多万头后离去。杨素率领各路军队追击，辗转作战六十多里，大败突厥，突厥向北逃窜。杨素继续追击，夜里追上了突厥。他担心突厥逃脱，就让骑兵稍微滞后，自己带着两名骑兵和投降的两名突厥人，和突厥队伍并行，突厥人没有察觉。等突厥人停下来安营，还没安顿好的时候，杨素催促后面的骑兵突然袭击，又一次大败突厥，把所有被掳掠的人和牲畜都夺回，归还给启民可汗。从这以后，突厥远远地逃走，沙漠以南地区再也没有突厥人来侵扰抢劫了。杨素因战功晋升他的儿子杨玄感为柱国，赐杨玄纵淮南公的爵位。
兵部尚书柳述，是柳庆的孙子，娶了兰陵公主。他倚仗着皇上的宠爱，骄横任性，连杨素这样的大臣都不放在眼里。皇上问符玺直长万年人韦云起：“外面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你可以说一说。”柳述当时就在旁边侍奉，韦云起上奏说：“柳述骄横跋扈，又没经历过什么大事，军事机要这么重要的职责，他担当不了。就因为他是公主的丈夫，才身居要职。我担心大家会议论陛下‘选官不看贤能，只偏爱自己亲近的人’，这可是很不好的事情。”皇上觉得他说得很对，回头对柳述说：“云起说的话，就像治病的药石，你应该把他当成老师和朋友。”秋天，七月丙戌日，下诏让朝廷内外的官员各自举荐自己了解的人才。柳述举荐了韦云起，韦云起被任命为通事舍人。
益州总管蜀王杨秀，容貌英俊，身材魁梧，有胆气，喜欢武艺。皇上常常对独孤皇后说：“杨秀最终肯定不得善终，我在世的时候他大概不敢怎样，但等我去世，他和兄弟们在一起，肯定会造反。”大将军刘哙去讨伐西爨的时候，皇上命令上开府仪同三司杨武通带兵随后进发。杨秀任命宠信的万智光为杨武通的行军司马。皇上认为杨秀用人不当，就责备了他，还对大臣们说：“破坏我定下的规矩的，就是子孙。这就好比老虎，其他东西伤害不了它，反而会被它毛里的小虫子啃食。”于是削减了杨秀统领的部分权力。
自从长史元岩去世后，杨秀逐渐变得奢侈，超越了自己的身份，他制造浑天仪，还抓捕了很多山獠人充作宦官，他的车马服饰，都仿照皇帝的规格。
等到太子杨勇因为被人进谗言而被废，晋王杨广成为太子，杨秀心里很不服气。太子杨广担心杨秀终究会成为后患，就暗中让杨素寻找杨秀的罪过，然后在皇上面前诋毁他。皇上于是征召杨秀入朝，杨秀犹豫不决，想称病不去。总管司马源师劝谏他，杨秀生气地说：“这是我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源师流着泪回答说：“我有幸参与王府的事务，怎么敢不尽心！皇上有诏令征召大王，已经过去好些日子了，现在您还拖延着不去。百姓不了解大王的心意，万一产生什么不好的议论，朝廷内外都疑惑惊骇，到时候皇上发下严厉的诏书，派来使者问责，大王您怎么解释清楚呢？希望大王仔细考虑！”朝廷担心杨秀会生变故，戊子日，任命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让他快马去接替杨秀。独孤楷到了之后，杨秀还是不肯走；独孤楷劝说了很久，杨秀才上路。独孤楷察觉到杨秀有反悔的神色，就带兵做好防备；杨秀走了四十多里，打算回来袭击独孤楷，侦察后得知对方有防备，才作罢。
八月甲子日，皇后独孤氏去世。太子在皇上面前和宫女们一起悲痛得气都快喘不上来，好像悲伤得无法承受丧母之痛；但回到自己的房间，饮食谈笑就跟平常一样。而且，他每天早上让人送进去二溢米，却私下让人从外面弄来肥肉、肉脯和腌鱼，放在竹桶里，用蜡封住桶口，再用包袱裹起来偷偷拿进去。
着作郎王劭上奏说：“佛经里说：‘人要生在天上或者无量寿国的时候，天佛会大放光明，带着香花和伎乐来迎接。’大行皇后一生积福行善，各种祥瑞征兆都在神秘的记载里有所体现，都说她是妙善菩萨转世。我仔细查了一下，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两次落下金银花；二十三日，大宝殿后半夜出现神异的光芒；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面传来自然的各种音乐，响彻天空；到了夜里五更的时候，皇后安静得像睡着了一样，然后就去世了，这和经文里说的，事情都一一对应。”皇上看了这份奏表，又悲伤又高兴。
九月丙戌日，皇上从仁寿宫回到京城。
冬天，十月癸丑日，任命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杨达是杨雄的弟弟。
闰月甲申日，下诏让杨素、苏威和吏部尚书牛弘等人修订五礼。
皇上让上仪同三司萧吉为皇后挑选墓地，萧吉选到一块吉利的地方，说：“这块墓地能保国运两千年，传两百代。”皇上说：“吉凶在于人，而不在于墓地。高纬埋葬他父亲的时候，难道没占卜选地吗？可没过多久国家就灭亡了。就像我家的祖坟，如果说不吉利，那我就不该成为天子；如果说不凶险，我弟弟就不该战死。”但最终还是听从了萧吉的话。萧吉退下后，告诉族人萧平仲说：“皇太子派宇文左率来深切地感谢我，说：‘您之前说我会成为太子，最后真的应验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现在给皇后选墓地，一定要让我早点登基。我登基之后，一定会用富贵来报答您。’我对他说：‘四年后，太子将统治天下。’要是太子掌权，隋朝恐怕就要灭亡了！我之前说‘保国运两千年’，其实是暗指三十年；‘传两百代’，意思是传两代就完了。你可要记住这些话！”
壬寅日，将文献皇后安葬在太陵。下诏说“杨素操办皇后的丧葬事宜，尽心尽力寻找吉利的墓地，就凭杨素这份心意，可谓极其诚孝，这和那些平定战乱的功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另外封他一个儿子为义康公，食邑万户。”并且赏赐三十顷田地，一万段绢，一万石米，还有数量与之相称的金珠绫锦。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勾勒出隋仁寿年间（公元601年至602年）的政治生态与社会图景，从现代视角看，其中诸多现象既折射出封建时代的共性特征，也暗含值得深思的历史启示。
权力游戏中的人性扭曲：储位争夺与虚伪政治
仁寿二年独孤皇后去世后，太子杨广的“表演”堪称经典——在人前“哀恸绝气”，私下却“饮食言笑如平常”，甚至偷偷囤积肥肉脯鲊。这种极致的虚伪，本质是封建储位争夺的必然产物。当时杨广虽已被立为太子，但仍需通过“孝”的伪装巩固地位，而其弟蜀王杨秀的“不平”与被构陷（“太子恐秀终为后患，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则暴露了皇权世袭制下“兄弟相残”的残酷逻辑。
杨秀从“有胆气、好武艺”到“奢僭拟于乘舆”的转变，某种程度上也是皇权高压下的畸形反抗。而隋文帝对杨秀“必反”的预判，更像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权力体系容不下“异类”，猜忌便会催生真正的对立。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权力传承，注定伴随人性的异化，与现代民主制度中“权力制衡”“公开竞争”的逻辑形成鲜明对比。
教育收缩与思想控制：从“废学”看封建统治的短视
仁寿元年六月，隋文帝以“生徒多而不精”为由，下令废除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仅留国子学70人。这一决策绝非简单的“整顿教育”，实则是通过收缩教育资源强化思想垄断——砍掉基层教育，意味着普通民众失去接触知识的渠道，只剩下少数贵族子弟（国子学生）能接受官方教育。
这种“愚民”倾向与现代社会“教育普及”“知识平等”的理念完全相悖。教育本应是社会进步的基石，而封建统治者却将其视为威胁——担心民众“有知则思变”，宁愿以牺牲文明发展为代价换取短期稳定。前殿内将军刘炫的“切谏不听”，更说明在专制皇权下，理性声音往往让位于统治私利。
民族治理的“软硬辩证法”：从镇压到怀柔的古代智慧
这段记载中，中央政权与边疆民族的互动颇具看点：既有突厥步迦可汗“犯塞败韩弘”的冲突，也有“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的归附；既有卫文昇单骑入獠营“说以利害”的怀柔，也有冯盎率军平叛“事平除汉阳太守”的强硬。
这种“打拉结合”的策略，反映了古代中央政权治理多民族地区的现实选择——单纯镇压会激化矛盾（如“潮、成等五州獠反”），单纯怀柔则可能纵容割据（卫文昇的成功在于“恩威并施”）。但需注意，这种治理本质仍是“华夷之辨”下的等级制，与现代“民族平等”“区域自治”的理念存在根本差异，但其“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对当代民族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迷信与政治的深度绑定：符瑞、谶语背后的权力合法性焦虑
隋文帝自“受周禅”后，便“多称符瑞以耀之”，甚至到南郊祭祀时“板文备述前后符瑞以报谢”；独孤皇后去世后，着作郎王劭以“金银花雨”“神光”“天乐”附会“妙善菩萨升遐”，萧吉择葬地时用“卜年二千（实为‘三十’）”“卜世二百（实为‘二传’）”的谶语迎合太子——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实则是封建皇权“君权神授”逻辑的必然。
在缺乏现代“民主授权”机制的时代，统治者必须借助超自然力量证明合法性：符瑞是“天选之子”的证据，谶语是“天命所归”的预告。这种将政治合法性寄托于迷信的做法，本质是对“民心”的不自信——当权力无法通过政绩、共识获得认可，便只能求助于鬼神。这也反衬出，现代政治中“程序正义”“民意认同”的重要性：权力的合法性，终究应来自人民的认可，而非虚无缥缈的“天意”。
官僚体系的“贤愚并存”：制度缺陷下的个体挣扎
这段记载中的官僚群像耐人寻味：杨素权倾朝野，既是“平戎定寇”的功臣，也是构陷杨秀的帮凶；柳述因“尚兰陵公主”得居高位，却“骄豪未尝经事”；韦云起敢于直谏“官不择贤”，最终被柳述举荐任通事舍人——这揭示了封建官僚制度的核心矛盾：选拔机制依赖“皇权”与“裙带”，而非能力。
柳述的“恃宠而骄”与韦云起的“犯颜直谏”，本质是同一制度下的两种生存方式：前者依附权力，后者试图修正权力。但韦云起的“被举荐”颇具讽刺——他批评“官不择贤”，最终却仍需通过被批评者的推荐获得晋升，这恰是封建制度的局限：个体的清明难以撼动整体的“任人唯亲”，除非制度本身发生变革。
结语
仁寿年间的这两段历史，恰似一面镜子：既照见了封建时代权力的残酷、治理的短视与思想的禁锢，也隐约透出人性中的坚韧（如韦云起的直谏、卫文昇的胆识）与文明的微光（如民族互动中的融合趋势）。从现代视角看，这些历史现象的价值，正在于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什么样的制度能抑制人性之恶、释放文明活力——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普及”“权力制衡”“民族平等”“理性治国”这些历经千年沉淀的现代共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