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后，蔡道只要还在三司使任上的时候，整个大宋境内，除了水利工程以外，工部把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工程几乎都包给了这些民间包工队。
让其他人都始料未及的是，蔡道这些举措，居然让徭役中的免费劳役也逐渐消失了。
大宋境内，再也没有了官府强征百姓参与免费的劳役，如此以来，所有在北方生活的老百姓们少了最让他们憎恨的免费劳役消失，那么，他们自然就可以安心的安居乐业了。
这样的结果，却导致另外一个让蔡道都始料的大问题未及的出现了——之前，一些因为家乡闹灾荒，从北方逃到南方的老百姓，不知从何时其，突然之间开始又重新大量回流到了北方大地。
当然，那些被迁到荆湖南路的河东路百姓，因为，大家族的地主对他们都不错，因此，他们并未加入这次返回故土的队伍当中。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蔡道并未阻止。
北方虽然土地有限，可是，如今还有在辽国手中的幽云十六州还未收回，那可是辽国的大粮仓，大战之后，蔡道不会将那些土地交给不忠于宋国的辽国汉人，因此，这些从南方突然回流的北方百姓，正当其时。
后来，这种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最先出现问题的当然是淮南两路。身处在南北交界地带，却因为之前反对蔡道的新政，而完全被排除到新政之外。
那些之前失业的盐农和盐商加入到漕帮之后，情况并未得到改善。
因为，海运的兴起，北方又因为蔡道的原因，如今根本就不缺少粮食。因此，北方需要从漕运上运送到北方的或品，如今只剩下瓷器和各种矿石。
瓷器是易碎品，海运的话，海上的风浪会让海船极不稳定，因此，还是淡水漕船比较安全，而且，因为漕运中南方运送到北方的货物减少，漕帮在运送货物的时候，也不敢向以前那样狮子大开口，胡乱要价。他们现在是唯恐丢掉任何一个老主顾和一笔交易。
至于各种矿石，那是因为，没有一家海船愿意运送这种不值钱的货物。何况，那些矿山也多是位于内陆地区，通过小船运来运去的非常麻烦。
海船运输争得就是一个时间，而漕船运输，其优势就是相当稳定安全。
漕帮失去了很多生意，剩下的生意他们又不敢提价，因此，这就导致漕帮里的兄弟收入大减，那些老兄弟都以为是这些盐商和盐农分薄了他们的利润，自然要排挤他们。
而淮南地区的农民，新政中没有一条没有推广到这里的，自然也就惠及不到这里的百姓们。
两税法相对于‘新均田法’，一年之中，地方胥吏和差役两次上门征收赋税，非常扰民。而且，‘新均田法’只有两个明确的税收——一亩三升的土地税，和一亩绢一匹或者棉花一斤的实物化丁税。
十五岁以下的孩子，不论男女，一律不征收赋税。至于十八岁以下，至十五岁的孩子虽然没有授田，但是，蔡道会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招入在各地州府城中开办的技校，这些孩子经过培训之后，便可以凭自己的手艺吃饭完税了。
于是，先是淮南两路的自耕农和佃户都纷纷变卖了家业，投奔到北方其他州府县。这也就导致淮南两路不少中小地主因此而破产。
那些家族中没有文官身份的地方乡绅也必须要缴纳赋税。碰到这种情况，他们还在手中把着大量的土地，根本就作死。
在大宋朝，只有考中进士之后的文官，才能够享受到免税的福利。
因此，两淮路官员和有文官护身的家族纷纷勾结起来，将这些土地纳入自家的田契里。至于那些逃跑的佃农，两淮路倒是不缺，那些在漕帮里混不下去的盐农，就是新的一批佃户。这些人对于蔡道的恨意一直未消，故此，他们宁可继续接受地主阶级的剥削，也不肯离开两淮路。
两淮路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可长江以南地区却被这个问题整得头痛不已。
自唐朝安史之乱后，华夏皇朝政治中心虽然一直在向东移动，可是，其经济重心其实已经潜移默化地转到了南方。尤其是京师，每年都需要通过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从南方运送大量的粮食，这样才能保证朝廷手中有足够多的粮食稳定整个皇朝的稳定。
这是因为，在赵煦亲政以前，紧靠着北方的土地，根本就无法养活整个汴梁城中的百姓和维持八十万禁军这个巨大的包袱。
赵煦亲政以后，在蔡道暗中策划下，那些保守派官员手中大量的土地重新变成了公田，百姓们手中有了自己的耕地，而朝廷和地方官府也可以征收更多的赋税。
那么，南方，特别是大运河附近的耕地不得不转产那些获利更加丰厚的经济作物，比如，桑树，茶树。
至于棉花，官府并不禁止南方普及，可是，官府所下的订单大多数给了巴蜀五路，而北方民间也可以自己种植，棉花的缺口却是金钱在南方沿海地区大量种植的棉田补上了。
故此，如今棉花的市场基本已经饱和了。
在听到北方新法的种种好处之后，一些在南方无法生存的土生土长的百姓也纷纷逃到了北方。
当然，南方的耕地能够一年种植两季稻子，因此，真正过不下去的百姓并不是太多。
不过，这些人即便是到了北方，也暂时无法立即得到属于他们的耕地，蔡道便派人把他们聚拢起来，一起带到了洛阳府。
到了那里，他们暂时可以做工匠来养家糊口。
因为，蔡道想在大战之前，就完成迁都这件大事。
这也就导致整个洛阳府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工地，蔡道在这里既要修建新的都城，城墙，各种居民住宅，市集道路等等城市配套设施和建筑，还要修建更加磅礴的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