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疏中的主旨，就是要朝廷收回各地官府自主修建各项工程的权利，利用工部的技术来管控地方各种设施的建设。
以后各地官府若是想要兴建任何工程，能够自筹资金，不动用官库的，其主官只需上报，无须朝廷的允准，便可以自行处置。
可若是动用了地方府库中的钱粮，或者还需要朝廷在增加财政支持的，那就必须要先上报给工部，再经过一整套流程，才能知道这项工程是否会被允准。
朝堂上，工部尚书会同三司使和御史一起审核这个项目，首先，由工部派专门懂该项工程技术的官员微服私访，去视察当地的情况。由专家查探清楚之后，将鉴定的结果上报给工部，由工部尚书和两个侍郎根据这名专家的意见，这才决定这项工程是否被允准。
如果专家的意见，这项工程或者得不偿失，或者根本无法完工，那地方官员便会接到工部明确的驳回命令。
如果可以建设，工部便会上报给三司使和御史，三方一起签署同意文件，允许地方挂暖可以使用地方府库的钱粮，或者由三司使直接将钱粮拨付给地方。
在此之后，工部再派另外一位官员监督整个工程的质量，三司使会派人监督地方钱粮使用的情况，而御史中丞还会暗中派出监察御史，着微服在暗中监督工部、三司使、以及地方官员是否勾连在一起，整项工程的完成过程中。
在北方，之前一直在各地修建道路的工程并没有因为章惇的离任而停止，原本这就是蔡道最先发起的一项工程，因此，北方各地修路的工程还在不断的扩大。对于这件事，军队和商人获利最大，他们自然非常上心。
有一些干惯了工程活而因为不符合要求被裁撤的禁军士兵就没有去当农夫，而是进了筑路大队，加入了华夏第一个专业的修路队伍。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如今已经成了熟练技工。
不过，蔡道在担任三司使之后，便把修路的重点从西北已经转到了从黄河北岸到河东路和河北两路境内。
这么做，当然是为了几年后，将要发动的宋辽之战做准备。
当然，诸路重要，可在这个时代，农业效率太低的情况下，蔡道可不敢维持大规模的诸路队伍，他在农忙时只保留了技工队伍，其他人员一律遣返回家种地去。
为了不耽误农时，蔡道把大规模诸路的时间，全都选在农闲时刻，召集北方各地的农民开始搞这项大工程，而且，不是免费的。每个人筑路工，每天不但管三顿饭，还有十文钱的工钱。
这段时间虽然之后入冬钱的一两个月，很短暂，可是，钱多人多，人多事情办起来就会快起来，何况，如今有了不少熟练工，所以，筑路的速度反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变得越来越快。
当然，这里面还少不了蔡道的一个新举措。
为了提高百姓的积极性，蔡道还采取了筑路的过程中，将一些危险程度不高的路段包给了民间筑路队。三司只负责给钱，却不包工人包材料，每修筑一里道路，三司便会把筑路的钱付的民间筑路队，从未拖欠。
而每里主路飞，是经过之前诸路的工程中，三司使在各地的经过大量的核算之后，得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最终的数字，是蔡道又在这个数字上加了一成。
先开始，敢于参与到这项工程中商人，只有丁有才和他的那些老乡们，可金钱却又是老毛病犯了，他看不上这些既浪费时间，又赚不了几个大钱的官府生意。
结果，丁有才就不说了，他本身就是大宋北方的首富，听蔡道的话，一是为了报恩，而是为了当大宋的卜式。可是，跟着他的一起加入这个行当的老乡们却就此尝到了甜头。
金桥银路，其中的油水非常大，虽然蔡道派来的工部官员监督非常严格，可是，经过几次施工之后，他们发现，每里道路修建完成，他们在付了材料费和工人费之后，居然还能够从中获取两至三成的利润。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那多出来的一两成利润，其实都是地方上胥吏层层扒走的钱，蔡道就算是再怎么监督的严格，也免不了被人从中得到好处。为此，他也命人手下的御史，甚至是七色领，一直从中安插了不少的密探，暗查各地的贪污情况。
可是，杀了一批贪污情况比较严重的胥吏，过后不久又会重新出来一批，蔡道已经觉得杀不胜杀了。他知道，这种情况，就算是搁在后世的朱元璋这个大杀神身上，即便他采取了扒皮囊草这么极短的做法，可还是无法遏制贪官污吏的出现，就更不要说蔡道。
何况，在大宋朝，蔡道也仅仅只能够杀那些处在底层的胥吏，凡是有品级的文官，他也只能罢了这些贪官的官职而已。
这也是蔡道将这项工程逐步交给民间建设的一个根本原因。
有利可图，自然会引起更多的人注意。
于是，很多人甚至是很多家族都参与道其中，蔡道自然是乐见其成的，只要把修建每一里道路的定钱卡死了，在派人在暗中监督质量，对方得点利也是应该的。
不过，其中有一些头脑灵活的小包工头或者民工头目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发现这项工程有利可图，他们有心参与，却苦于没有启动资金。这个时候，丁有才得到了蔡道的指示，又主动退出了民间包工队的队伍，由他出面，用自己手中的钱财，低息借给那些愿意承担风险，敢于进入这个行当的人。
这些钱，每一里路筑路费结算的时候，其中一成就算是例钱。即便是这样，那些借钱筑路的人还是有利可图的。
就这样，在征辽大军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蔡道的这个方法，居然已经让河东路和河北两路的境内的道路完全修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