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山的忠魂虽已远去，他们的坚守却为胜利筑牢了根基。而日军最后的疯狂，终究在中国军队铜墙铁壁的防线与势不可挡的反攻面前，撞得粉身碎骨。
我们把镜头切换到五月中旬，雪峰山东麓的泥泞官道上。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的残部，正进行着一场毫无希望的“死亡行军”。他们身后，是第74军、第100军穷追不舍的枪炮声，子弹像追魂箭般不断从队列中穿过；头顶，中美联合空军的轰炸机像秃鹫盘旋，每一次俯冲都伴随着爆炸声与惨叫；脚下，泥泞的道路被同伴的尸体和骡马尸骸堵塞，腐烂的气息混杂着硝烟味，呛得人喘不过气。
伤兵的哀嚎声穿透山谷，有的断了腿趴在路边挣扎，有的被战友拖着前进，伤口渗出的血在泥地上拖出长长的痕迹。失败的绝望像瘟疫般蔓延，士兵们耷拉着脑袋，曾经的“武士道”呐喊早已变成有气无力的喘息。师团长岩永汪中将骑在一匹瘦骨嶙峋的战马上，面如死灰地看着眼前的地狱景象——这个执掌第一一六师团的将领，此刻眼中再无半月前的意气风发。
他想不通。一个月前，他还站在邵阳城头，对着麾下官兵许诺“十日之内攻克芷江”，那时的第一一六师团刚经历豫湘桂会战的“胜利”，带着“王牌师团”的傲气。可如今，这支部队却成了丧家之犬。他想起芙蓉山下，加川胜永的联队被五百中国士兵拖了十二天，丢下八百具尸体仍未突破；想起洞口外围，新六军的坦克轻易碾碎了最后的敢死队，指挥部险些被端掉；更想起后勤线被空军炸成筛子，士兵们没有食物，连炮弹都只剩寥寥数发。
他终于明白，时代真的变了。这场战争早已不是靠“武士道”精神就能赢的。当中国军队端起美式冲锋枪、架起精准的山炮，当天上的战机牢牢掌控制空权，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在钢铁面前不堪一击。这是工业与工业的对决，而油尽灯枯的“大日本帝国”，早已在这场较量中输得一败涂地。
五月十五日，岩永汪率领着最后三千余名残兵，逃到了洞口通往邵阳的官道咽喉——江口镇。这里本是日军预设的撤退枢纽，此刻却成了又一处绝境。镇子早已被中美空军炸成废墟，房屋倒塌，断墙残壁间还冒着青烟；原本用于转运物资的卡车烧成了黑炭，轮胎的焦臭味弥漫在空气中。更让他绝望的是，第74军第58师已抢先占据镇外高地，轻重机枪组成的火力网封锁了所有出口，第100军的追击部队也从身后逼近，形成了三面合围。
绝路！这是彻头彻尾的绝路！岩永汪攥紧了腰间的指挥刀，他清楚，等待这支部队的只有两个结局：要么被彻底歼灭，要么放下武器投降。对于深受“武士道”精神毒害的他来说，投降是比死亡更耻辱的结局。但他更清楚，此刻的残兵早已没有决战的力气，能拿起枪的不足两千人，弹药每人平均不足五发，连组织一次冲锋的底气都没有。
夜幕降临时，岩永汪做出了最后的抉择。他召集残余军官，将指挥权交给参谋长，下达了“分散突围、向邵阳集结”的命令。为了掩护主力，他留下一个中队的士兵充当诱饵，让他们在镇口点燃火把，制造反击的假象，自己则带着核心残部，借着夜色从镇西的山林钻隙突围。
诱饵部队的抵抗只持续了半小时，火把很快被机枪扫灭。岩永汪带着残兵在山林里摸黑前行，士兵们不断有人滑倒、掉队，被随后赶来的中国军队俘虏。他亲眼看到身边的副官被流弹击中，倒在泥地里挣扎，却不敢回头营救。沿途的树枝划破了他的脸颊，泥泞沾满了军装，曾经象征“威严”的指挥刀成了劈开灌木丛的工具，早已没了往日的荣光。
三天后，岩永汪带着不足八百名残兵，终于逃回了邵阳。当他看到城门口的日军岗哨时，再也支撑不住，从马上摔了下来。这场突围，第一一六师团损失了近七成兵力，武器装备几乎丢光，所谓的“王牌师团”彻底沦为残军。
这，就是侵略者的最终宿命。中国的将军们，彭士量、许国璋、孙明瑾，他们在生命最后一刻高喊着“为国尽忠，死而无憾”，用牺牲守护家园，他们的死重于泰山；而日本的师团长们，只能在兵败如山倒的绝望中，靠着丢弃战友、钻隙逃窜苟活，曾经的“武士道尊严”，在绝境中变成了可笑的遮羞布。
岩永汪的狼狈突围，为这场辉煌胜利画上了充满讽刺的注脚。它像一曲悲凉的挽歌，预示着日本军国主义即将到来的总崩溃。他们可以靠着武力暂时肆虐，却终究敌不过正义的洪流与一个民族觉醒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