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图纸化为一道道生产指令，如同血液般流向“山鹰巢穴”的每一个角落。主厂房里，之前相对松散的工作节奏骤然紧张起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大战将至的肃穆感。打造IAR-80原型机，不仅仅是一次飞机制造，更是一次对国家航空工业基础的全方位检验。
机身制造区成为了第一个战场。巨大的型架——用来固定飞机骨架、确保装配精度的钢制框架——已经被调整到最精确的状态。工人们开始将一根根预制成型的铝合金桁条、隔框小心翼翼地安装到位。这些构件来自钣金车间，那里回荡着榔头敲打铝板的声音，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利用各种模具和木槌，像制作艺术品一样，将平整的铝板敲打成复杂的曲面构件。
“精度！注意精度！”车间的工长来回巡视，声音沙哑地强调，“型架上的刻度就是法律！允许的误差比你们的头发丝还细！”
铆接是飞机制造的灵魂。铆接的质量直接关系到飞机的结构强度和寿命。在专门的铆接培训区，年轻的学徒们正在资深技工的指导下，反复练习。他们需要掌握那笨重铆枪的“手感”——压力要均匀，角度要垂直，时间要精准。铆钉被加热到恰到好处的温度（通常是樱桃红色），由另一名工人用顶铁牢牢顶住铆钉头，操作铆枪的工人则用枪头对准铆钉杆，瞬间施加压力，将其锻造成一个完美的圆头。
“哒—哒—哒—” 练习区内回荡着此起彼伏的铆枪声。开始总是失败，铆钉歪斜、头部不圆、甚至打断钉杆。失败的铆钉需要用钻头小心地剔除，不能损伤母材。这是一个极其考验耐心和技巧的过程。汗水浸湿了工人们的额发，手臂因为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而酸痛不已。但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他们知道，将来驾驶这架飞机的战友的生命，就系于他们手中这小小的铆钉之上。
哈拉姆布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各个关键工位。他不用看图纸，就能指出某个隔框上预留的线孔位置偏差了零点几毫米，或者某处蒙皮与骨架的贴合度不够理想。他的手指像精密的测量仪器，能感知到最细微的不平整。
“这里，”他指着一块刚刚铆接好的机翼前缘蒙皮，“振动测试时，这里可能会产生谐波。在内部增加一道加强筋，按照这个尺寸。”他随手在一张废纸片上画了一个简单的草图。
他的要求近乎苛刻，但也正是这种苛刻，确保了产品的质量。一次，他发现一个年轻工人为了赶进度，在没有完全确认对齐的情况下就进行了铆接，导致一小段长桁出现了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弯曲。哈拉姆布勃然大怒，不是针对错误本身，而是针对态度。
“拆掉！”他的声音冷得像冰，“全部拆掉！重新下料，重新铆接！我不管要花多少时间，浪费多少材料！我要的是一架能飞上天的飞机，不是一堆看起来像飞机的废铝！”
那个年轻工人满脸通红，几乎要哭出来，但在哈拉姆布严厉的目光下，还是默默地拿起工具开始拆卸。这件事给整个车间敲响了警钟，质量意识深入人心。
机翼的制造是另一个难点。双翼时代已经过去，单翼机的机翼承载着全部升力，其结构强度和气动外形至关重要。巨大的翼梁需要精确加工，铝合金蒙皮需要在巨大的滚轧机上成型，然后再由铆工将其牢牢地固定在翼肋和翼梁上。哈拉姆布设计的翼型修改，给制造带来了额外的挑战，钣金工和铆工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适应新的曲面。
发动机的安装更是重中之重。当那台沉重的布里斯托尔“墨丘利”发动机被专用的吊车缓缓吊起，移向已经等待在那里的机身时，整个总装区都屏住了呼吸。发动机支座是经过反复计算和强化处理的，安装螺栓是特制的高强度合金钢。技工们像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医生一样，小心翼翼地将发动机对准接口，缓缓放下，然后开始紧固一颗颗螺栓。
“扭矩扳手！严格按照顺序和规定扭矩拧紧！”负责安装的工程师声音紧张得有些变调。每一个螺栓的拧紧力矩都被严格记录，确保受力均匀。发动机与机身的对接，不仅是机械连接，更是燃油管路、滑油管路、电气线路和控制拉杆的复杂交汇。
布线工和管路工上场了。他们如同编织蛛网的蜘蛛，在狭窄的空间里，将一根根颜色各异的电线、一根根粗细不同的钢管，按照图纸精准地铺设、固定。每一根线缆都有其独特的编号和路径，每一个接头都必须牢固可靠，并用专门的锁紧装置防止松动。燃油管路的密封性要求极高，任何微小的泄漏在高速飞行和剧烈机动中都可能是致命的。
驾驶舱的仪表板也逐渐被填满。虽然大部分仪表还是进口货，但布局经过了优化，尽可能符合人体工程学，让飞行员在紧张的格斗中能够快速读取信息。操纵系统——控制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的钢索和连杆——被安装到位，机械师们反复调整着行程和间隙，确保操纵灵敏而又不失沉稳。
时间一天天过去，原型机一号的形态越来越清晰。银灰色的蒙皮覆盖了大部分机身和机翼，只剩下部分区域还裸露着复杂的内部结构。它静静地停在总装架上，线条流畅而有力，像一个正在沉睡的、却蕴含着巨大力量的金属生命体。
车间的墙壁上，挂着巨大的倒计时牌和埃德尔一世视察时的照片。工人们每天上班、下班，都会不自觉地看上一眼。没有人催促，但一种无形的紧迫感推动着每一个人。他们知道，国王在等待着，整个罗马尼亚在等待着，等待着这只由他们亲手打造的“山鹰”，发出第一声震动山谷的啼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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