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从哲与刘一璟被投入阴冷潮湿的诏狱，那沉重的铁门在身后轰然关闭，彻底断绝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
墙壁上跳动的火把映照着他们惨白绝望的脸，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腐朽的气味，远处隐约传来的惨叫声更是不断刺激着他们早已紧绷到极致的神经。
两人皆知，锦衣卫的刑具绝非他们这些养尊处优的阁老所能承受。
皮肉之苦尚在其次，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足以摧毁任何人的意志。
就在他们几近崩溃之际，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奉皇帝密旨，来到了诏狱。
他并未带来刑具，只是屏退左右，隔着牢房的栅栏，平静地看着他们。
“二位先生，”王安的声音在寂静的牢狱中显得格外清晰，“皇爷有口谕。此事，首恶必办，但皇爷亦知，朝局动荡非国之福。二位若能坦诚罪责，供出主谋及同党，不攀扯无辜，皇爷可法外开恩，罪止其身，不兴大狱。”
这番话，如同在无尽的黑暗中投下了一丝微光。
方从哲与刘一璟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挣扎与权衡。
皇帝的承诺，是他们此刻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顽抗到底，必然是身败名裂、九族诛灭的下场；而坦白，或许还能保全一丝家族香火。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这唯一的“恩典”诱惑下，两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方从哲长叹一声，仿佛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瘫坐在草席上，开始喃喃供述：“罪臣……认罪。郑贵妃……确与罪臣有过密谋。她担忧陛下彻底掌权后，会对她先前所为进行报复，故意她想意图掌控陛下健康，以便在适当时机……扶持皇太孙登基，从而达到垂帘听政的目的，进而影响国本。进献丹药之事，由贵妃身边的张明公公居中联络，郑国泰亦知晓并提供了部分支持。那含有通利药的丹药，是张明提供，至于那红丸……一是受了郑贵妃那边的蛊惑，二是……二是见陛下服前次丹药后腹泻体虚，恐事败牵连自身，故想借李可灼之手行最后一搏，若成则可掩过，若败……亦可混淆视听。”
刘一璟见方从哲已招，自知再无侥幸，也颤声接口：“罪臣……罪臣糊涂！罪臣与刘和清密会，确是受方从哲指示，言说需太医院配合，方能成事。罪臣……罪臣身为东林一员，却私心作祟，担忧浙楚齐党借郑贵妃之势坐大，故而……故而想借此机会，既讨好贵妃，又能在事后将进献对皇上不利丹药的罪名引向方从哲及齐楚浙党，使我东林能……能独掌朝纲……”他将东林党内部的一些盘算也暴露了出来。
随着这两位核心人物的供述，一条清晰的阴谋链条终于浮出水面：郑贵妃集团为固宠谋位，勾结首辅方从哲，通过太监张明、外戚郑国泰，先是进献美女和合欢药使皇上肾力衰竭，再由方从哲逼迫东林党魁刘一璟介入，利用刘和清、陈玺、崔文升等人进献含有大黄的丹药，进一步使皇上虚脱。最后再力荐红丸，用大补之药对皇上虚弱的身体进行猛攻，这样的连环计，环环相扣，一般人绝对都承受不住。
就这样影响历史深远的“红丸案”，在朱一凡的雷霆手段下，短短数日内便被彻底侦破，也理清了其中的脉络。
皇帝迅速下旨，公示案情，并交由三法司会审。
泰昌元年十月二十日，红丸案最终结果：首恶方从哲、刘一璟、郑国泰欺君罔上，谋危社稷，判斩立决，家产抄没，其余族人罚金免死，流放琼州。
郑贵妃纵容下属，结交外臣，窥伺帝躬，废为庶人，迁居冷宫。此处为了顾及皇家的脸面，而故意说郑贵妃是纵容下属，而不是意图弑君。
皇宫内同郑贵妃关系密切的太监全部处死，御马监交由王安亲自执掌，宫女全部赏赐给在辽东战事中有功的低级军官或士兵。
西李选侍结交郑贵妃，图谋不轨，折辱皇太孙朱由校生母王才人致死，在抚养皇太孙期间，对皇太孙不敬，刻意殴打、辱骂皇太孙，赐白绫一丈。诛一族，家产抄没，其余族人罚金免死，流放琼州。
皇宫内同西李选侍关系密切的太监全部处死，宫女全部赏赐给在辽东战事中有功的低级军官或士兵。
陈玺、崔文升、李可灼等从犯皆按律处死，诛一族，家产抄没，其余族人罚金免死，流放琼州。
而对东林党及齐楚浙党的其他官员，皇帝则依诺并未大肆株连，仅对少数几名查实有积极参与者进行了抄家问斩，稳定了朝局。
虽然按律这些人谋害皇上，犯的是诛九族的大罪，可是朱一凡知道明朝的财政状况实在是太惨了。于是就只定下来了诛一族，家产抄没，其他族人罚金免死，流放边关的惩罚。
经此一役，朱一凡以无比的睿智和果决，不仅清除了身边的巨大威胁，更向天下臣民展示了他不容置疑的皇权威严和掌控能力。
同时他也通过家产抄没和罚金免死，使得他的皇家内库获得了足足700万两白银的意外收入，其中郑贵妃、郑国泰以及皇宫里面的宦官们贡献最大，足足抄没了500万两现银，另外方从哲、刘一璟两个首辅各自贡献了200万两，神棍李可灼贡献了50万两，其余人等罚金50万两，另外还有不可计数的房屋、商铺和地契。
预计总量可得白银1000万两，这比万历皇帝辛辛苦苦同文官斗了一辈子，担上横征暴敛的骂名，最后留下来的还多。
然而这1000万两银子，多吗？
其实一点都不多，朱一凡还觉得少了许多。
郑贵妃深受万历皇帝的宠爱，自然获得了万历皇帝的众多赏赐，然而万历皇帝的赏赐其实只是郑贵妃收入中最少的一部分。她的最大财源还是来自于文武百官们的贿赂。
由于万历皇帝长期不处理政事，以至于大量公务被留中不发，很多官员的升迁也因此而搁置。
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
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也就朱一凡所在的泰昌元年的前一年，明朝的九大核心机构（包括六部以及都察院、大理寺和通政司）中，只有户部和通政司还保留着最高负责人（即尚书和通政使）。
吏部、礼部、兵部这三个部门，都只设有侍郎职位，尚书一职空缺。
刑部当时连一位正式的侍郎都没有，日常事务不得不由吏部的侍郎来暂时负责。
官员们见不到万历皇帝，于是就将目光转向了郑贵妃，通过其在皇宫外的兄长郑国泰联系郑贵妃，最后再由郑贵妃向万历皇帝吹枕边风。他们甚至因此而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也由此可以知道郑贵妃和郑国泰兄妹俩能有多攒钱了。
至于方从哲和刘一璟等人，能够爬到高位，他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世家大族的支持，这些罚没的钱财对那些世家大族而言，也的确是少的可怜。
经此一战，朝堂之上，再也无人敢轻视这位年轻的皇帝，无论是齐楚浙党、东林党还是其他派系，皆凛然敬畏。
朱一凡成功地借此案树立了绝对权威，彻底掌控了朝堂，更关键他还通过吵架获得了最为紧缺的资金。
与此同时朱一凡的身体也渐渐变好，然而可惜的御医们却仍不让她近女色。这让朱一凡心中无比郁闷，眼看着后宫佳丽三千，自己却只能孤枕难眠。
于是不得不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处理朝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