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报头版刊登了清河-临港示范区获批的消息，旁边配发了沈墨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照片。姜云帆将报纸揉成一团，狠狠扔进废纸篓。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无声的硝烟。
“智慧交通平台省专项资金到位了，老旧小区改造的部委配套也批了……现在连《发展前沿》这种核心内参都点名要沈墨写署名文章。”秘书低声汇报着，每说一句，姜云帆的脸色就阴沉一分。这些本该由他这位分管财政、建设的常务副市长统筹的资源与光环，正不可逆转地向沈墨倾斜。
“知道了。”姜云帆打断秘书，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发改委的办公楼。那个他曾经试图用资金冻结困住的对手，如今不仅破局而出，更站到了他难以企及的高度。国家级试点的光环太过耀眼，连周明远书记在最近几次会议上，都明确要求“各常委、各部门全力配合沈墨同志推进示范区工作”。他感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正在被无形地稀释，一种被边缘化的恐慌和灼人的嫉妒啃噬着他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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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政策研究室《发展前沿》编辑部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沈墨办公室，邀稿主题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实践与思考”。这份直通省领导的内参，其分量不言而喻。
沈墨撰写时极为慎重，没有停留在成绩宣传，而是深入剖析了协同初期的理念碰撞、利益藩篱以及突破路径。他在文中着重强调了“让利共赢”的理念：“协同不是零和博弈，更不是虹吸与依附，关键在于破除行政壁垒，建立基于比较优势的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敢于在短期内‘让利’，才能换取整体和长远的‘共赢’。”
稿子送审前，他按程序报给了姜云帆。几天后，稿子被退回，上面有姜云帆的批示：“总体不错，但部分观点（如‘让利’提法）是否过于理想化？容易引发兄弟地市误解，建议修改，更突出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的统筹推进。”
沈墨看着那行批示，几乎能想象出姜云帆写下这些话时酸涩又故作高深的神情。这已不是对内容的斟酌，而是不甘心看着他沈墨独自发出如此响亮的声音。
“原文照发。”沈墨对办公室主任吩咐，“姜副市长提出了宝贵意见，我们在后续工作中会注意方式方法。但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基于实践得出的，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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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前沿》出刊当天，沈墨的文章被放在显要位置。很快，顾晓梦发来信息：“文章拜读，‘让利共赢’四字，道破天机。省里大领导在内部会议上提到了，表示认可。”
几乎同时，姜云帆接到了省里一位老领导的电话，语气带着几分敲打：“云帆啊，清河的示范区搞得不错，沈墨那篇文章也很有见地。你们班子要团结，要形成合力，这种开拓性工作，需要集思广益，也要允许下面的同志大胆去闯。”
姜云帆握着话筒，连声应“是”，后背却渗出了冷汗。这通电话的含义很清楚：上面肯定沈墨的思路，并且不希望看到他姜云帆在其中设置障碍。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和更深的嫉恨攫住了他。他发现自己惯用的权力掣肘手段，在国家级试点的光环和更高层面的关注下，正逐渐失效。他仿佛看到沈墨正踏着由政策和荣誉铺就的阶梯，一步步迈向更高处，而自己却有可能被困在原地。
他拿起内线电话，声音因为压抑而显得有些沙哑：“请审计局刘局长，现在来我办公室一趟。”明面上的阻拦不行，那就更需要牢牢抓住审计这把“合规”的利剑。他必须找到沈墨推进试点工作中的任何一点瑕疵，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程序问题，将其放大。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所有的功劳和未来，都被沈墨一人占尽。
风暴在嫉妒的催化下，正悄然改变着方向，变得更加隐秘，也更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