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帝国疆域的稳固，外部巨大威胁的消除，以及内部一系列改革的深化，一种前所未有的、充满活力、碰撞与创造力的思想氛围，开始在冉魏王朝的社会肌体中弥漫开来，并逐渐形成规模。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世族对知识上升通道的垄断，为思想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格物之学的兴起与实践成果，动摇了“重道轻器”、“空谈性理”的传统治学观念；西域的畅通带来了异质文化的冲击与参照；海事的初兴拓展了人们想象的空间与对未知的探索欲望……所有这些因素交织、激荡在一起，共同催生了一场规模虽不及战国时代、但内涵更为复杂多元、影响更为深远的“百家争鸣”景象。
这场思想领域的活跃与繁荣，并非有组织的运动，而是一种自发的、弥漫于社会多个层面的思潮涌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经学内部的论争、嬗变与务实化转向。
太学与各地的官学依旧是学术研究的重镇，但研究的焦点与方法已开始发生静悄悄的变革。以谢安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开始大力倡导“通经致用”，强调从儒家经典中寻找解决现实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智慧，将儒学与治国理政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反对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他们重新阐释“华夷之辨”，试图将其从狭隘的血统论、地域论，转向更注重文明教化、文化认同和道德水准的文化论，为帝国的民族融合政策、羁縻统治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与合法性。
而另一部分受到格物之学实证精神影响的年轻学者（多为科举新晋官员或太学学生），则开始更加大胆地质疑某些经学中过于玄虚、缺乏实证、牵强附会的内容。他们提出了“实事求是”、“验之于行”的研究方法，主张学问必须经过实践检验，能够解释和改造现实世界。虽然他们的声音尚且微弱，在保守的学官那里常常被视为“离经叛道”，却代表着一种新的、充满生命力的学术风气正在旧学的土壤中顽强萌芽，预示着未来学术方向的潜在转变。
格物之学的初步体系化与哲学层面的思考。
格物大学已然成为新思想、新方法的策源地。张翰等人不再满足于零散的技术改进和器物制造，开始尝试为“格物”本身建立一套初步的、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他们探讨“气”、“力”、“数”、“理”等基本概念，研究万物运行（如杠杆、滑轮、水流、热现象）背后的规律，其思考方式开始触及传统哲学未曾深入探索的自然哲学领域，试图为格物之学找到一个形而上的根基。
与此同时，火炮等超越时代认知的强大武器的出现与实战应用，也引发了一些有识之士超越技术本身的、深层次的伦理与哲学反思。除了谢安之前提出的对“利器”与“仁政”关系的担忧外，更有学者匿名或以笔名撰文，公开讨论“利器”与“仁心”的关系，认为技术的进步必须与道德的提升、制度的完善同步，否则掌握巨大力量的技术可能反噬其主，给人类带来更深重的灾难。这种对技术伦理、权力制约的初步探讨，虽然还未成为主流，却具有超越时代的、惊人的前瞻性。
文学艺术的繁荣、新风与题材拓展。
社会的长期安定、物质的逐渐丰裕以及弥漫于社会的强大自信，滋养了文学艺术的创作，使其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诗赋不再仅仅是士大夫抒发性情、点缀升平、酬唱应答的工具，也开始出现大量描写边塞风光、战争残酷、民间疾苦、以及热情歌颂新事物（如火炮的雷霆之威、巨舰的扬帆远航、西域的异域风情）的作品。题材更加广阔，风格也更加多样，既有雄浑豪迈的军旅之歌，也有细腻深刻的社会写实，甚至出现了带有格物色彩的、描写工匠劳作和器械制造的“格物诗”。文学的视野，从书斋走向了广阔的现实世界。
来自西域的乐器（如琵琶、筚篥、唢呐）、激昂奔放的龟兹乐舞与中原传统的庄重礼乐融合，催生出新的、更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无论是宫廷宴乐还是市井娱乐，音乐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情感表达更为直接热烈。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也因西域风格（如凹凸晕染法）的传入和佛教造像的复兴，而呈现出新的面貌与技法。
史学的繁荣与多元视角的萌芽。
《大炎通史》的编撰接近尾声，其力图融汇南北、相对客观公正的史观，以及对社会经济、典章制度、民族关系的重视，为史学界树立了新的标杆。在此带动下，私人修史之风也开始兴起。有的学者专注于地方州郡史的编纂，细致记录风土人情；有的则尝试从经济、地理、民族迁徙等新的角度来解读历史兴衰；更有大胆者，开始搜集、整理当朝的重大事件（如北伐、西域经营）的各种细节，出现了多种版本的野史、笔记、行军记录，试图记录官方正史之外的不同声音和鲜活细节，呈现出一种多元视角的萌芽。
佛、道思想的演进、互动与世俗化。
佛教和道教在帝国相对开放、自信的氛围下也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佛教更加注重与儒家伦理的调适，出现了不少“佛儒合一”、“辅翼王化”的论述，高僧与名儒的交游论道成为风尚。道教则在炼丹术、追求长生之外，其宇宙观、养生思想和医学成就也吸引了一些士大夫的兴趣，试图从中找到修身养性乃至治国安民的道理。佛道之间，以及它们与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之间，辩论与融合并存，相互吸收，共同构成了帝国丰富、多元而充满张力的精神图景。
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并非没有冲突、对立和压力。保守派学者对格物之学的排斥，对“奇技淫巧”的鄙夷，对异域文化的警惕，以及对其自身学术权威受到挑战的不满，依然存在，并且时常在朝堂、学馆乃至市井之间引发争论。朝堂之上，关于帝国未来道路的争论，也常常折射出不同思想流派背后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分歧。
然而，总体而言，这种思想的活跃、碰撞与交融，是帝国生命力旺盛、自信开放的表现。它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某些思想禁锢，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批判精神和探索勇气。冉闵和王猛对于这种局面，总体上持开放、包容和引导的态度。只要不触及谋反颠覆和根本制度，允许不同观点、学派的存在和争论，甚至鼓励在某些领域进行有益的辩论，认为这有助于保持帝国的思想活力，防止僵化。
百家争鸣，续写着华夏文明在新时期的新篇章。在这个由武力统一和国家强盛带来的和平、繁荣平台上，不同的思想、技艺、文化相互激荡，融合创新，为帝国注入了深厚而持久的文化软实力与内在驱动力，也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路径与选择。一个不仅在武力、经济上强大，更在文化思想上充满自信、活力与包容精神的帝国，正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其内在的光华，开始照亮更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