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都护府的设立与西域政策的顺利推行，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颗巨石，激起的涟漪不仅扩散至万里之外的西域，也同样在帝国的权力中枢——建康的朝堂之上，引发了新的波澜与机遇。表面的四海升平、万国来朝之下，权力的暗流、理念的碰撞与利益的重新分配，从未停息，反而因这巨大的对外成功而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
波澜首先来自于对西域持续投入的争议，这是务实派与保守派之间一次公开的、激烈的思想交锋。
尽管《安西都护府建置疏》已经尽量考虑了成本控制，采取了“屯戍结合”等策略，但维持一个万里之外的都护府，一万驻军的粮饷、物资转运、官员俸禄、驿站系统的修建与维护、对西域诸国的赏赐和频繁的外交活动，依然是一笔不小的持续性开支。北伐柔然的巨大消耗尚未完全弥补，国库依然吃紧，新的投入必然意味着其他方面预算的削减或税收的增加。
一些持传统“重农抑商”、“华夷之辨”观念的官员，尤其是部分出身江南士族、崇尚清谈、视工商为末业的清流言官，开始接连上疏，质疑这项看似“虚耗国帑”的政策。
一位年高德劭、曾教授过冉闵经史的老年翰林，在朝会上颤巍巍地出列，痛心疾首地陈词：“陛下！老臣斗胆直言！西域乃不毛之地，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民不足以使，风俗迥异，难以教化。昔汉武帝穷兵黩武，开拓西域，虽一时扬威，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盗贼蜂起，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今设都护，驻重兵，岁糜巨万钱粮以奉之，于国何益？不过虚慕汉武之名，徒耗民力耳！恳请陛下罢都护，省其费以养民，深耕中原，方为固本培元之正道！”
他的言论，代表了许多保守派士大夫的心声。紧接着，又有御史出班附和：“陛下，商贾逐利，天性卑劣。今陛下优渥商旅，致使农夫见利，弃耕从商，长此以往，田地荒芜，本末倒置，非国家之福！丝路之利，尽入商贾囊中，于国于民，又有几何？不若导民务本，使天下百姓尽归田亩，则仓廪实而天下安！”
他们认为，帝国应该将有限的资源完全用于内地的农业发展、社会教化和道德建设，而不是投入到遥远的、难以直接掌控的西域和在他们看来充满铜臭气的商业活动中。这种观点，本质上是封闭的、内敛的农业文明思维，与冉闵、王猛等人试图构建的开放、进取的帝国战略格格不入。
然而，支持西域战略的务实派官员则据理力争，他们的声音同样响亮，且更有数据支撑。户部一位负责钱谷统计的郎中，拿出了初步的核算数据：“启奏陛下，自安西都护府设立、丝路畅通以来，虽时日尚短，然来自西域商道的税收（包括关税、市舶税、官营贸易利润）已初见成效，虽然总额上暂时还无法完全抵消都护府支出，但其增长迅猛，前景极为可观。去岁凉州一地关税，同比已增三成！更重要的是，丝路带来的玉石、良马、香料、药材等，皆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奢侈品，其价值难以简单用金钱衡量，且能活络内地手工业与流通。”
王猛更是从全局战略高度，以宰相之尊，驳斥了这些短视之言，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响彻大殿：“诸位所言，看似老成谋国，实乃坐井观天，不识时务！西域非仅商路，实乃帝国之西屏！汉失西域，则羌胡连势，烽火直达陇右，凉州不宁，关右震动，其耗费之国力，岂是今日都护府岁费可比？今陛下神武，一举而定之，北灭柔然，西通商路，此乃不世之功，岂可因区区小费而弃大功于不顾？都护府之设，正如北疆之军镇，乃长治久安之策，目光需放之长远！且商路畅通，货殖流通，亦能活络内地百工，促进技艺交流，丰盈国库，岂是迂腐的‘末业’二字所能贬斥？”
张翰则从格物和发展的角度补充，他的声音带着技术官员特有的冷静：“西域乃东西交汇之所，奇物异技，往往能启我格物之新思。譬如其地有坚韧可制弓弩之材，有奇特可用于医药或冶炼之矿物，皆可为帝国所用。闭塞则落后，开放则进步，此乃格物之理，亦是国家强盛之道！若依诸位之见，则蔡伦改进造纸，岂非亦是‘奇技淫巧’？火炮之利，难道也要因‘耗资颇巨’而弃之不用吗？”
这场争论，本质上是帝国未来发展方向之争——是继续向内收缩，固守传统农业社会的旧有模式，还是坚持对外开放进取，走一条农商并重、开拓海陆、以技术和贸易驱动的新道路。朝堂之上，旗帜鲜明地分成了两派，辩论激烈，引经据典，各不相让。
另一重更为隐晦的波澜，则源于权力格局的微妙变化与新利益的分配。
安西都护府的设立，以及西域事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使得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和部门的权责加重，影响力上升。兵部（负责驻军调防、武官任命）、户部（负责拨款、税收管理）、礼部（鸿胪寺，负责外交礼仪、朝贡事务）乃至新近因技术贡献而地位飙升的格物司，都在西域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掌握着部分资源。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部门之间以及官员个人之间的竞争与博弈。
例如，对于西域贸易利润的分配和管理权，户部与负责具体宫廷供应和部分官营贸易的少府监之间就存在争议。对于西域诸国的册封、朝贡礼仪的具体流程和规格，礼部内部保守派与务实派也有不同意见。而随都护府西行的格物司人员带回的各类物产样本、技术信息、地理资料，应该由哪个部门主导研究、归档和应用，也成了需要皇帝或宰相亲自协调的问题。
更有甚者，一些嗅觉敏锐、富有冒险精神的官员，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比西域更遥远的西方，乃至广阔的南方海洋。他们从西域战略的成功中看到了希望，认为帝国不应止步于此，应该效仿此法，进一步开拓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或加强与南海诸国的联系，开辟新的财源和影响力范围。这种更加激进的开拓思想，与保守势力的“重陆轻海”、“祖宗之疆已足够”的观念形成了新的冲突点，虽然尚未摆上台面，但暗流已然涌动。
这些朝堂上的波澜与暗流，在冉闵与王猛的默契配合与高超政治手腕的掌控下，并未演变成激烈的党争或影响大局的稳定，但确实反映了帝国在鼎盛时期所面临的内在张力、路径选择和利益再平衡。冉闵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问题处理得好，将是帝国进一步发展的机遇，能激发活力；处理不好，则可能成为未来的隐患，阻碍进步。
他一方面态度鲜明，多次在公开场合压制那些过于保守、不合时宜的言论，坚定支持西域战略与格物发展；另一方面，则着手完善制度，通过设立新的协调机构（如由王猛牵头、相关各部参加的“西域事务协调会议”），明确各部门权责，平衡各方利益，并鼓励臣下就帝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进行更加深入、务实的探讨，试图将这种争论引导向建设性的方向。
朝堂波澜，隐现机遇。帝国的航船在平静的海面下，正经历着动力的调整、方向的微调与内部结构的优化，驶向一个更加未知，也更加广阔的未来。这内部的思辨与博弈，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场对外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