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的傍晚总带着点化不开的湿意，初秋的风裹着长江水汽吹过来，掠过写字楼玻璃幕墙的反光，落在杨爱国汗湿的后颈上，带来一阵微凉。他刚从江城市中心的“恒基大厦”出来，手里攥着的企业人力资源优化方案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纸页边缘被他反复摩挲，已经有些发卷。
这是他在江城打拼的第五年。2018年从洛阳金渡区的村子里出来时，他是带着一身“债”走的——当时跟着同村人做建材生意，没成想对方卷款跑路，留下一堆烂摊子，他替人担保的十万块货款，最后全落到了自己头上。为了躲债，也为了重新开始，他背着旧行李箱，骑着这辆后来陪了他快十年的自行车，一路南下到了江城。车把上缠着的黑胶带磨得发亮，车座左侧还留着儿子三岁时贴的卡通贴纸，边角早已卷成了小卷儿，却一直没舍得撕。
最初他在一家小人力公司做助理，帮企业整理员工档案、核算社保，每个月工资除去房租和生活费，剩下的全用来还账，日子过得紧巴巴。直到2020年江城疫情稍缓，口罩需求依旧旺盛，他瞅准机会，凑了几万块钱，找朋友进了一批合规口罩，在工业区周边的小卖部铺货。没成想这生意竟悄悄做顺了，半年下来，不仅还清了之前建材生意的尾款，还小赚了一笔——这是他离家后，第一次实实在在找回创业的信心，也让他敢在后来辞职，专门做企业人力资源方案，帮周边大小企业梳理用工体系、协调劳资关系。
“爱国，真不再多等两天？”同事的电话又打了过来，语气里满是挽留，“城东那家电子厂的薪酬方案还没敲定，他们老板指定要你对接。”杨爱国靠在路边的梧桐树下，望着远处江面上缓缓移动的货轮，船灯在暮色里闪着微弱的光。他深吸了一口带着潮气的空气，语气里带着难掩的疲惫，却依旧坚定：“不行，金渡区法院那边的案子拖不得。电话里跟原告谈了三次，始终没达成共识，我必须回去一趟——补材料、见法官，把诚意摆出来，不能躲。”
他说的案子，是桩让他又委屈又无奈的“熟人债”。2019年他刚在江城站稳脚跟，同村的发小张强找过来，说家里要盖房，想借三万块钱应急。当时他手里钱不多，可架不住张强一口一个“兄弟”，再加上爱人心软，没让对方打借条，就把钱转了过去。没成想今年年初，张强突然翻脸，拿着爱人当年随手写的、没注明年份和利息的“欠条”起诉，执意说当初借的是五万，还说这几年的利息要算进去，总共要还六万。
开庭那天，杨爱国拿着银行转账记录据理力争，说“当初明明转的是三万，欠条是我爱人没经验，没写清楚金额”，可法官看他拿不出完整的佐证，对他的话几乎没采信。最后判决结果下来，简直匪夷所思——要求他还剩余的四万六千块，连他之前悄悄还过的一万四都没算进去。法院执行局来过一次，当时他手里刚凑够一笔钱，本想留着应急，可想到“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是先还了一部分。
更让他难受的是2021年冬天，父亲杨守业突发脑溢血。他连夜从江城赶回去，在医院守了半个月，手里攥着仅有的两万块钱——那是他计划用来还张强部分欠款的，也是他当时能凑出的全部积蓄。一边是父亲的治疗费，一边是法院的执行款，他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咬着牙，把钱悄悄还了欠款——他总觉得“欠人的钱要及时还，不然心里不踏实”，可也正因如此，父亲后续的治疗费用，他大多是跟亲友借的。
父亲走后，办葬礼时，他手里实在拿不出更多钱，只能简单操办。村里的人开始议论，有人说他“冷漠无情，爹病重时不拿钱治病，倒先想着还外人的钱”，有人说他“在外面混好了，忘了本”，还有人添油加醋，说他“故意苛待父亲，就是为了省钱自己花”。那些非议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可他没法解释——总不能跟人说“我把钱还了债”，那样只会引来更多“连爹都不如外人重要”的指责。
“该担的责任，一点都不能推。”挂了电话，杨爱国在手机上订了当晚七点去洛阳的高铁票。指尖划过屏幕上“金渡区”三个字时，他心里五味杂陈——这次回去，不仅要处理张强的案子，还要面对那些依旧存在的非议，可他还是想回去看看父亲坟前的草有没有长高，也想看看那些年没来得及见的熟人，或许，还能找到一个能听他说句心里话的人。
高铁驶出江城时，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杨爱国靠在座椅上，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眼眶有点发红。他想起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做人要踏实，欠人的要还，受委屈了别憋着”，当时他没敢告诉父亲，自己还了欠款、没多拿治疗费的事，现在想来，心里满是愧疚。
凌晨一点，高铁抵达洛阳龙门站。好友陈苗伟早就开着车在出站口等他，车灯在夜色里晃了晃，像极了小时候父亲在村口等他放学的模样。“先去我家歇会儿？”陈苗伟接过他手里的背包，往车后备箱放，“你这一路折腾，眼睛都红了。”杨爱国摇摇头，拉开车门坐进去：“不了，明天一早还要去法院交材料，先去老房子那边吧，我想回去看看。”
老房子在金渡区的“幸福巷”，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家属院，红砖墙已经斑驳，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走上去黑漆漆的。杨爱国掏出钥匙打开门，屋里落了层薄灰，客厅墙上还挂着父亲的遗像，相框擦得干干净净——那是他上次回来时擦的。他走过去，用袖口轻轻擦了擦相框边缘，轻声说：“爸，我回来了。这次回来，想把账算清楚，也想让您放心，我没做亏心事。”
第二天一早，杨爱国六点就起了床。他在楼下的早餐摊买了两根油条、一碗胡辣汤，边吃边往金渡区人民法院走。法院门口的玉兰树已经长得很高了，他记得小时候跟着父亲来这边办事，还在树下捡过玉兰花瓣。执行局的办公室里，法官看着他补全的银行流水和还款记录，点了点头：“你这态度很端正，把当时的情况再详细说一遍，我再跟原告沟通一下，争取达成和解。”
从法院出来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阳光斜斜地照在街道上，给老城区的红砖墙镀上了一层暖金色。陈苗伟开车来接他，把车停在幸福巷口：“晚上我安排了饭，叫上几个老同学，咱们聚聚。”杨爱国笑着摆手：“下次吧，我想自己逛逛。”他从后备箱拎出那辆旧自行车，翻身上车，车链发出轻微的“咔嗒”声，像是在跟他打招呼。
他骑着车，沿着熟悉的街道慢慢走。路过小时候就读的“金渡小学”时，他停了下来。校门口的老槐树还在，树干比当年粗了一圈，枝叶繁茂，遮住了大半个校门。他想起四年级时，数学老师彭百合总在这棵树下等晚走的学生，手里攥着作业本，一个个叮嘱“回家记得把错题改了”。那时候彭老师还是个三十多岁的女老师，梳着齐耳短发，讲课声音洪亮，手里的教鞭总在黑板上敲出“哒哒”的响，却从不会真的落在学生身上。有一次他忘带午饭，彭老师还在巷口的小卖部给他买了面包，奶油的甜香，他到现在还记得。
正看得出神，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带着点沙哑，却依旧亲切：“小伙子，你是……爱国？”杨爱国猛地回头，看见路灯下站着个老太太——灰布衬衫，藏青色裤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鬓角有些花白，脸上布满了细纹，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轮廓。尤其是那双眼睛，明亮又温和，跟他记忆里彭老师的模样，一模一样。
“彭老师？真的是您！”杨爱国赶紧捏紧车闸，从自行车上下来，快步走过去。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十几年没见，彭老师虽然老了，可身上那股认真又亲切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彭百合也认出了他，快步走过来，伸手拍了拍他的胳膊，力道还是当年那样实在：“哎呀，真是爱国！你怎么回金渡了？不是在江城做大事吗？可算见着你了，得有十几年了吧？”她拉着杨爱国的手，上下打量着他，眼神里满是欣慰，“长壮实了，也成熟了，跟小时候那个总爱躲在后排的小屁孩不一样了。”
杨爱国被她说得有点不好意思，挠了挠头：“彭老师，我回来处理点事。您身体还好吗？怎么在这儿呢？”
“好着呢！我家就在前面那个家属院，每天傍晚都来这儿遛遛弯。”彭百合指了指不远处的巷子，又问，“你吃饭了没？我看你从法院那边过来，是不是还没顾上吃？”
杨爱国故意逗她：“还真没吃！从早上吃了碗胡辣汤，到现在肚子正饿得叫呢。”
“那还说啥！”彭百合一听就急了，伸手攥住他的自行车把，就要往巷子方向拉，“跟我回家！我给你煮碗面，卧俩鸡蛋，再把中午剩的排骨热一热，保准让你吃饱！”
“哎哎，彭老师，我开玩笑的！”杨爱国赶紧拉住车把，笑着摆手，“我中午在法院附近吃了碗烩面，就是逗您玩呢。我这正要去亲戚家接我儿子，他这几天在我姑姑家待着，明天我还得回江城。”他想起早上匆忙，没带什么礼物，从背包里翻出两包口罩——还是之前做口罩生意剩下的，独立包装，干净整齐。“彭老师，我也没买啥东西，这两包口罩您拿着，平时出门用得上，防护好点。”
彭百合接过口罩，指尖轻轻摸了摸包装袋，笑着拍了拍他的手：“你这孩子，还这么细心。来就来呗，还带东西，跟我客气啥！”她顿了顿，眼角的细纹弯成温柔的弧度，“明天早上你有事没？我一个人在家，你要是有空，来家里坐坐，咱娘俩好好聊聊。我还跟你说说高磊的事呢——他也是我教过的学生，当年数学跟你一样，都是班里的尖子生。”
“有空！”杨爱国立刻应下，生怕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太久没跟人好好说过心里话了，或许在这位当年最信任的老师面前，他能把那些委屈和非议，悄悄说出口。
跟彭百合告别后，杨爱国骑着自行车往姑姑家赶。晚风里带着老城区特有的烟火气，路过巷口的小卖部时，老板娘正趴在柜台上算账，跟小时候的模样几乎没变。他抬头看着夜空里渐渐亮起来的星星，心里突然泛起一阵久违的暖意——这次回金渡，或许比他想象中更有意义，不仅是为了处理债务，更是为了找回那些被非议和疲惫渐渐冲淡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