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青峰县的年味渐渐浓了。街道两旁挂起了红灯笼，集市上挤满了办年货的人。扶贫办的院子里，那棵老桂花树的叶子落了厚厚一层，几个年轻同事正在清扫。
余庆站在办公室窗前，手里拿着一份刚刚统计完的数据：全县四十三个贫困村，预计有八千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将在春节前返乡。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喜的是家人团聚，忧的是这些人在外面挣的钱，能不能真正变成家里的收入，而不是在牌桌上、酒桌上挥霍掉。
“余主任，各乡镇报上来的返乡人员摸底表。”刘主任推门进来，手里抱着一摞表格，“情况不容乐观。根据初步统计，今年外出务工收入比去年平均下降百分之十五。建筑行业不景气，很多工地拖欠工资。”
余庆接过表格，一页页翻看。大山村的岩保，在省城送外卖，原来说一个月能挣六千，实际上只有四千五；坡脚村的杨老五，在广东电子厂，厂子效益不好，提前两个月放假，工资只结了一半；最让人揪心的是三家寨的李家老三，在建筑工地摔伤了腿，老板跑了，医药费都是借的……
“拖欠工资的有多少？”
“不完全统计，至少三百人，涉及金额超过两百万。”刘主任叹气，“每年都有这种事，但今年特别多。有些包工头卷款跑路，农民工投诉无门。”
余庆沉默了一会儿，在笔记本上写下：“春节前专项清欠行动”。他打电话给劳动监察大队，又联系了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
“能不能联合搞个专项行动？帮农民工讨薪。”
劳动监察大队的队长很为难：“余主任，不是我们不帮忙，是这类案件涉及外地企业，执行难度大。往年也搞过，效果不明显。”
“效果不明显也要搞。”余庆语气坚定，“哪怕只能帮一部分人，也要让老百姓知道，政府没有忘记他们。这样，你们提供名单，我们扶贫办配合，司法局提供法律援助。先从本县籍的包工头查起。”
挂了电话，余庆对刘主任说：“通知各乡镇，摸排本乡镇在外承包工程的老板，特别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咱们一个一个找，能解决多少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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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二，余庆去了坡脚村。
年关将近，村里却没什么喜庆气氛。危房改造虽然完成了，但很多人家屋里空荡荡的——没钱置办年货，没钱给孩子买新衣。外出务工的人陆续回来，带回来的不是笑容，是愁容。
杨德贵支书在村口等余庆，看见他就摇头：“余主任，今年这个年，难过啊。村里四十七个在外打工的，有十九个没拿到全年的工资。最惨的是杨老五，腿伤了，还欠着医药费。”
杨老五家是村里最后一批完成危房改造的。新房很结实，但屋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几乎没有别的家具。杨老五躺在床上，左腿打着石膏，脸色蜡黄。
“余主任……”他想坐起来，被余庆按住了。
“别动，好好养伤。”余庆在床边坐下，“工资的事，有眉目了吗？”
“老板跑了，工地上一个人都找不到。”杨老五的妻子抹着眼泪，“治腿花了两万多，都是借的。这年……可怎么过啊。”
余庆仔细问了情况：杨老五在省城一个建筑工地干活，十月份摔伤，包工头付了五千医药费就消失了。工地是挂靠的公司，层层转包，现在连责任主体都找不清。
“劳动监察大队去查了，说那个包工头是外省的，已经联系当地公安协查。”余庆实话实说，“但过程可能需要时间。眼下，你们家这个年……”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两千块钱，扶贫办的临时救助。先置办点年货，让孩子过个像样的年。”
杨老五的妻子愣住了，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余主任，这钱我们不能要……”
“拿着。”余庆把信封塞到她手里，“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孩子的。大过年的，不能让孩子跟着受苦。”
他又对杨德贵说：“杨支书，村里像杨老五家这样的，还有几户？”
“还有五户，都是在外打工受伤或者没拿到工资的。”
“统计一下，每户先发一千元临时救助。钱从扶贫办的应急资金里出，我回去批。”
离开杨老五家，余庆在村里走了一圈。新房子确实漂亮，但很多人家屋里冷冷清清。有户人家，两个孩子趴在门口写作业，小手冻得通红。屋里没有生火，父母说省点柴火，等过年再烧。
余庆心里很不是滋味。危房改造解决了住的问题，但“温暖过冬”这四个字，对很多家庭来说，依然是奢望。
回到村部，他召集村干部开会。
“马上过年了，咱们不能光看新房子，要看房子里的人过得怎么样。”余庆说，“我建议，村里组织个‘温暖过年’行动。党员干部带头，帮最困难的几户置办年货，帮孤寡老人打扫卫生，帮孩子买件新衣服。”
杨德贵有些犹豫：“余主任，村里也没钱啊……”
“不一定要花钱。”余庆说，“你家有多余的腊肉，分一点给困难户；他家有闲置的棉被，借给需要的人。邻里互助，共渡难关。这是咱们农村的老传统，不能丢了。”
这个提议得到了支持。当天下午，坡脚村就行动起来。杨德贵从自家拿了十斤腊肉，分给五户困难家庭；其他村干部有的拿米，有的拿油，有的把自家孩子的旧衣服整理出来，送给更小的孩子。
余庆也参与了。他跟着杨德贵，一家一家送。虽然东西不多，但收到的人都很感动。那个趴在门口写作业的孩子，拿到一件半新的棉衣，高兴得又蹦又跳：“我有新衣服过年啦！”
孩子的母亲拉着余庆的手，眼泪直流：“余主任，谢谢您，谢谢大家……这个年，我们能过了。”
傍晚离开坡脚村时，余庆看见村口已经贴上了红对联。虽然纸张粗糙，墨迹也不够工整，但那份喜庆，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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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五，岳父苏万山来家里吃饭。
余庆下班回家时，岳父正坐在客厅里看新闻，苏婷在厨房忙碌。怀孕七个多月的她，肚子已经很明显，动作有些笨拙，但坚持要下厨。
“爸，您来了。”余庆换了鞋，接过岳父递来的茶。
“小余啊，坐。”苏万山拍了拍身边的沙发，“听婷婷说，你最近忙得脚不沾地。年关难过，扶贫工作压力大吧？”
余庆在岳父身边坐下，如实说：“压力确实大。十个特别困难村刚脱贫，防返贫的任务很重。外出务工人员回来，拖欠工资的问题集中爆发。还有冬春救助，边缘户帮扶……千头万绪。”
苏万山点点头，他是做企业的，理解管理的难处：“我听说，你们在帮农民工讨薪？这事不好办。我认识几个建筑公司的老板，要不要帮忙问问？”
“那太好了。”余庆眼睛一亮，“特别是坡脚村杨老五那个案子，包工头叫张建国，据说在省城有点名气。”
苏万山拿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张建国……是不是个子不高，左脸上有颗痣？”
“对对，就是这个人！”
“巧了，我认识。”苏万山拨通了一个电话，“老陈啊，跟你打听个人，张建国，在省城搞建筑的……什么？跑了？欠了多少钱？……好，好，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苏万山脸色凝重：“这个张建国，欠了不止你们一个地方的工资。省城好几个工地都出事了，他卷了至少五百万跑路，现在公安已经立案。”
余庆的心沉下去：“那杨老五的工资……”
“难了。”苏万山叹气，“不过，老陈说，张建国的公司虽然跑了，但总包单位还在。按照最新规定，总包单位有责任垫付农民工工资。你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
这个信息太重要了。余庆立即记下来，准备明天就去劳动监察大队沟通。
晚饭时，岳父问起余庆明年的打算。
“十个特别困难村算是稳住了，明年重点是什么？”
“十八个相对困难村。”余庆说，“这十八个村，情况更复杂。有的基础不错但产业没选对，有的资源丰富但开发不起来，有的干部能力强但群众不配合。得一个一个分析，精准施策。”
苏万山夹了块鸡肉给余庆：“小余啊，我是生意人，说句生意场上的话——扶贫也要讲效益。你投下去的钱，要能看到回报，不是回报给政府，是回报给老百姓。老百姓得了实惠，工作才算做到位。”
“爸说得对。”余庆认真听着，“我们也在反思。有些项目，看起来热闹，但老百姓真正受益不多。明年要更务实，更注重长效。”
苏婷端汤上来，听到他们的对话，笑着说：“你们俩啊，一个谈扶贫，一个谈生意，倒能说到一块去。”
“道理是相通的。”苏万山也笑了，“都是为老百姓好。小余，你放手干，家里有我。婷婷这边，你放心。”
这句话让余庆心里暖暖的。岳父虽然不是亲生父亲，但待他如己出。这份支持，比什么都珍贵。
吃完饭，岳父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小余，这个你拿着。”
“爸，这……”
“听我说完。”苏万山按住余庆的手，“这不是给你的，是给扶贫办的。我听说你们在搞‘温暖过年’行动，钱不够。这五万块钱，算我一点心意。给那些真正困难的家庭，让孩子们过个好年。”
余庆眼眶一热：“爸，我代表那些孩子，谢谢您。”
“谢什么。”苏万山摆摆手，“我办企业这么多年，知道赚钱不易，更知道穷人过年难。能帮一点是一点。”
送走岳父，余庆站在阳台上。夜色深沉，远处零星的烟花在空中绽放。苏婷走过来，给他披上外套。
“爸对你真好。”
“嗯。”余庆握住妻子的手，“婷婷，等我忙过这阵子，一定好好陪你和孩子。”
“我知道。”苏婷靠在他肩上，“你是干大事的人。我和孩子，以你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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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八，全县“温暖过年”集中行动日。
扶贫办牵头，联合民政局、工会、妇联、团委，组织了一百多人的志愿者队伍，分赴十个特别困难村，十八个相对困难村。
余庆带队去了旱谷村。这个村刚刚解决饮水问题，但年关的困难依然不少。村里二十三户安装了太阳能取暖的老人，虽然暖和了，但年货还是缺。
志愿者带来了米、面、油、肉，还有给孩子的学习用品、新衣服。田福贵支书组织村民在村口迎接，锣鼓喧天，像真正的过年。
余庆走访的第一户，是那个独居的老太太。屋里暖洋洋的，老太太穿着新棉衣，正在包饺子。
“阿婆，过年好！”余庆送上年货。
“好好，都好！”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余主任，您看，我包的饺子。今年过年，我能吃上肉饺子了！”
第二户是老两口都有病的那家。屋里药味还是很浓，但炉子生起来了，暖意融融。老头坐在轮椅上，看见余庆，挣扎着要站起来。
“余主任，您看，我能坐起来了！”老头激动地说，“吃了您送来的药，好多了。医生说，坚持吃，开春就能走路。”
余庆蹲下来，握住老人的手：“那就好，那就好。好好养病，开春我来看您走路。”
走访到第五户时，遇到了意外情况。这户人家只有爷孙俩，爷爷七十多岁，孙子十岁，父母在外打工，今年回不来。屋里冷清清的，孙子趴在桌上写作业，爷爷在灶台前发呆。
志愿者送上年货，爷爷接过来，忽然哭了。
“怎么了，大爷？”余庆赶紧问。
“我……我对不起孩子。”老人抹着眼泪，“他爸妈说今年工地没结账，不回来了。孩子盼了一年，天天数日子，现在……现在说不回来了。”
小男孩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倔强地不让它流下来。
余庆心里一酸。他蹲到孩子面前：“想爸爸妈妈吗？”
孩子点点头，又摇摇头：“爷爷说，他们挣钱给我上学，不回来就不回来。”
“那……叔叔陪你过年，好不好？”
孩子抬头看着他，眼睛亮了：“真的？”
“真的。”余庆说，“不止叔叔，还有好多叔叔阿姨，都来陪你过年。”
他当即安排：这户人家，志愿者轮流陪守，每天至少两个人，一直到大年初三。陪孩子写作业，陪老人说话，一起做饭，一起守岁。
消息传开，其他志愿者也纷纷响应。很快，旱谷村五户类似的家庭，都有了“临时家人”。
腊月二十九，余庆在旱谷村住了下来。他和另一个志愿者小张，陪着那对爷孙守岁。
晚上，他们一起包饺子。爷爷擀皮，余庆包馅，小张教孩子捏花样。屋里热气腾腾，笑声不断。
饺子下锅时，余庆拨通了孩子父母的视频电话。屏幕上出现两张疲惫但激动的脸。
“爸！小宝！”
“爸，妈！”孩子对着手机喊，“你们看，余叔叔在陪我们过年！我们包饺子了！”
电话那头，孩子的母亲哭了：“谢谢余主任，谢谢……我们在外打工，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有您在，我们安心了。”
孩子的父亲哽咽着说：“余主任，过了年，我一定把工资要回来。明年，明年我一定回家过年！”
“好，我等着。”余庆说，“你们在外注意安全，家里有我们。”
挂了电话，饺子熟了。四个人围坐在桌前，热热闹闹地吃起来。窗外，不知谁家先放了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传遍整个村庄。
那一刻，余庆忽然明白了扶贫的真正意义——不仅是让老百姓住上好房子，不仅是让老百姓增加收入，更是让每一个家庭，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都能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尊严，感受到“家”的完整。
这个年，旱谷村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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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三，余庆回到县城。
家里，岳父岳母都在，苏婷的肚子又大了些，一家人其乐融融。桌上摆满了菜，都是余庆爱吃的。
“小余，辛苦了。”岳母给他夹菜，“听婷婷说，你除夕都在村里过。”
“应该的。”余庆说，“那些老人孩子，比我们更需要陪伴。”
苏婷看着他憔悴的脸，心疼地说：“过了年，你要好好休息几天。”
“休息不了。”余庆苦笑，“初七上班，就要启动十八个相对困难村的帮扶方案。时间紧，任务重。”
岳父苏万山举起酒杯：“来，小余，爸敬你一杯。你干的，是积德的事。咱们全家支持你。”
余庆举杯，一饮而尽。酒很烈，但心里很暖。
饭后，苏婷拿出了一个盒子：“余庆，送你个新年礼物。”
打开，是一本厚厚的相册。第一页，是他们的结婚照；第二页，是孕检的b超图；往后翻，是余庆在扶贫一线的照片——在坡脚村拌灰浆，在大山村采菌子，在旱谷村修水池，在瓦窑沟看窑火……
“这些都是我从新闻里、从同事那里收集的。”苏婷轻声说，“我要记录下来，等孩子长大了，给他看——他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余庆眼眶发热，紧紧抱住妻子：“婷婷，谢谢你。”
“谢什么。”苏婷靠在他怀里，“你是我的骄傲。”
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新的一年，开始了。
余庆知道，前方的路还很长。十八个相对困难村，十五个基础较好村，一个个等着他去走访，去了解，去帮扶。
但他不害怕。
因为心里有光——是老百姓期盼的眼神，是家人支持的目光，是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因为脚下有路——是实事求是的方法，是因地制宜的策略，是步步为营的扎实。
因为身边有人——是扶贫办的战友，是各部门的同志，是千千万万相信他、支持他的老百姓。
就像这年关的温度，虽然外面天寒地冻，但屋里暖意融融。
因为有家，有爱，有希望。
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份温暖，传递到青峰县的每一个角落，传递给每一个需要的人。
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这是他的使命，也是他的荣光。
磐石不移，温暖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