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铮擢升羽林右监丞的喜悦与喧嚣尚在羽林营中回荡，三日之期已倏然而至。所有的恭贺、宴饮、乃至暗中的审视与较量，都不得不暂时让位于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扈从天子，驾临广成苑，举行盛大的田猎。
此番出行，仪仗煌煌，扈从如云。以羽林、虎贲这两支帝国最为精锐的宿卫力量为核心，前后簇拥着天子的銮驾，浩浩荡荡开出洛阳城南的平城门。队伍迤逦数里，旌旗蔽空，甲胄耀日，引得沿途百姓纷纷驻足跪伏，既感皇家威仪之盛，亦不免为这庞大的开支而在心底暗暗咂舌。
广成苑，因广成泽而得名。这片位于外方山与箕山环抱之间的广阔谷地，方圆几近百里，水草丰茂，林木蓊郁。其名更因一位传说中的上古仙人而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广成子，道家创始人之一，位居道教“十二金仙”之首，相传便曾在此地的崆峒山（此指汝州崆峒山，乃外方山一支脉，非甘肃崆峒）结庐修道，吐纳天地精华。古老的传说为这片土地赋予了灵性，言及广成泽在极为久远的年代曾是一片汪洋，后大禹治水，劈开龙门山，导伊水北入黄河，伊河下游故道方显露为陆地，唯因此处地势低洼，积水难泄，历经岁月，终成这片浩瀚沼泽（后世还存其遗迹，位于河南省汝州市温泉镇涧山口水库一带）。
其地不仅风光殊异，更具战略价值。当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时，便有意将王子分封于广成泽附近，并设下险要的广成关，雄踞于崆峒山下，与南面的伊阙关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护卫洛都南翼的第一道坚实屏障。及至东汉，光武帝刘秀正式将这片蕴藏着自然之趣与险要地势的广成泽圈定为皇家专属的狩猎与游乐之所，定名为“广成苑”，使其成为皇家禁地。班固在煌煌大作《东都赋》中曾不无自豪地描绘：“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都城之外，因原野以作苑，顺流泉而为沼。” 此处的“苑”，指的正是这广成苑，而“沼”，则暗示了苑内利用温泉与天然水系营造的池沼景观，可谓匠心独运。
然而，这片皇家苑囿的命运亦随着国势与执政者的理念而起伏。安帝在位初期，邓太后临朝称制，崇尚节俭，力主“文德可兴，武功宜废”，认为治国当以文教为本，田猎尚武之举不仅劳民伤财，更于国无益。于是，汉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安帝下诏，将广成游猎之地开放，借予无地贫民垦种度荒，其后更下令将苑中可耕之地尽数赋予贫民。此政虽有其恤民之意，但在一些士人看来，却是废弃祖制、荒弛武备之举。
当时的大文学家马融（卢植的老师），感于时弊，遂精心撰就《广成颂》一篇。赋中极尽铺陈之能事，盛赞广成泽“神泉侧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耀焜于其陂………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将其描绘成一片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的绝佳猎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将如此天然猎场开垦为田的荒谬做法的讽谏之意。他深切认为，文武之道，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希望能重振天子田猎之古仪，使臣僚百姓得以复睹皇权的威严与帝国的赫赫武功。这种主张显然与邓太后的施政理念背道而驰。太后览颂之后，勃然大怒，马融由此被冷落，竟十年不得升迁，可见当时朝堂之上理念冲突之激烈。
直至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安帝携阎皇后及外戚南下游玩，驻跸于广成泽。此后，顺帝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十一月，桓帝于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和六年，皆曾赴广成苑行猎。这片古老的苑囿，终究还是重新成为了历代天子彰显武力、愉悦身心的重要场所。
当今天子刘宏，久居深宫，早已对这座在典籍与传闻中充满奇趣的皇家园林心向往之。只是朝中总有一班大臣，引经据典，动辄以“劳民伤财”、“耽于嬉游”为由上谏劝阻，令他烦不胜烦。此次借着都试大典、依古制田猎以讲武事的由头，他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摆驾出巡。面对仍有大臣的反对之声，他难得地强硬了一回，以“都试田猎乃国家大事，历代先帝皆可行之，朕为何去不得？”为由，将谏言训斥了回去。他心中着实憋闷，只想做个快活天子，为何想干点顺心之事，总有这些臣子来扫兴？这次广成苑之行，于他而言，不仅是循例田猎，更是一次难得的散心与对朝臣无声的抗争。
于是，这位心思复杂的年轻天子，带着几分赌气，更带着几分期待，兴冲冲地起驾了。庞大的队伍如同一条华丽的巨蟒，自南门而出，渡过滔滔洛水，而后转而沿伊水南行。沿途郡县早已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戒备森严。当晚，队伍在险峻的伊阙关内休整一夜，关山月色，映照着连绵的营帐与巡夜的甲士，别有一番肃杀之意。翌日继续前行，又经一日路程，那片被无数传说与历史包裹的广成苑，终于映入眼帘。但见山势逶迤，泽泊如镜，草木丰茂，禽兽隐现，果然是一派天然猎场的雄浑气象。天子御驾径直驶入苑中旧有的行宫，就此驻跸。而随行的羽林、虎贲诸军，则依令在行宫外围择险要处安营扎寨，布设警戒，将这片皇家禁地牢牢护卫起来。卫铮作为新任的羽林右监丞，职责在身，自是忙碌异常，巡查营垒，分派岗哨，不敢有丝毫懈怠。广成苑的夜空下，篝火点点，与满天星斗交相辉映，预示着明日，必将有一场声势浩大的田猎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