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复汉室”：从精神图腾到空洞口号的褪色
建安二十六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时，“兴复汉室”四个字像一束火把，照亮了无数乱世中渴望正统的人心。那时的“汉室”不是抽象符号：是关羽“降汉不降曹”的忠义，是诸葛亮“鞠躬尽瘁”的执念，是赵云“终不背德”的坚守。连益州士族也愿暂时放下地域芥蒂——毕竟“汉”是他们从小读到的“天命”，是比“蜀”更辽阔的身份认同。
但这个图腾的褪色，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异化。诸葛亮北伐时，还能指着地图对士兵说“长安城外的麦田，就是先帝当年种过的”；姜维北伐时，只能翻出陈寿编的《诸葛亮集》，对着新兵念“丞相言‘汉贼不两立’”。当亲历过“衣带诏”“赤壁之战”的老兵凋零，“汉室”在年轻人眼里，慢慢变成“姜维将军要去打长安”的模糊概念，连洛阳城的模样都没人说得清。
更致命的是“口号与现实的撕裂”。诸葛亮时期，北伐间隙会“休士劝农”，让百姓相信“打仗是为了以后不打仗”；而姜维掌权后，“一年一征”成了常态，麦收时节强征粮草、农忙时拉壮丁，百姓在田埂上骂“这汉，还不如刘璋时安稳”。当“兴复汉室”的代价是“家破人亡”，那束火把便成了烧向自己的烈焰——最后连宫中宦官都敢调侃：“还复啥汉？陛下的酒壶比洛阳宫的还大呢。”
二、“君臣相得”：从制度神话到权力闹剧的坠落
刘备托孤时那句“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曾被后世奉为“君臣无猜”的范本。诸葛亮开府治事时，刘禅“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这种“君信臣、臣忠君”的默契，成了蜀汉最稳固的精神黏合剂。连东吴使者都感叹：“诸葛丞相在，蜀中有如磐石。”
但神话的裂缝，是从“信任链条”的断裂开始的。蒋琬任大将军时，刘禅虽口称“公琰可继武侯”，却悄悄收回“开府”权，让尚书台绕过大将军直接向自己汇报；费祎更惨，每次出兵都被刘禅派“监军”盯着，连调多少粮草都要“五日一报”。到姜维时代，这种猜忌变成了公开的羞辱：黄皓在朝堂上指着姜维骂“边鄙匹夫，妄动干戈”，刘禅笑着打圆场“皓乃戏言”，而那位曾被诸葛亮夸“忠勤时事”的老将，只能攥紧拳头忍气吞声。
最刺目的是“权力游戏的祛魅”。当年诸葛亮弹劾李严，朝堂上“百僚咸表其罪”，是因众人信“丞相无私”；而黄皓构陷罗宪时，大臣们“默不敢言”，是明知“陛下护着宦官”——当“君臣相得”变成“君护私臣、臣结党羽”，连史官都在《后主传》里写下“宦人干政，大臣侧目”，那层“蜀汉君臣皆圣人”的滤镜，算是彻底碎了。
三、“益州与天下”：身份认同的撕裂与重构失败
蜀汉的精神内核里，藏着个致命的矛盾：它既想以“益州”为根基，又想以“天下”为目标。刘备入蜀时，对益州士族说“吾与汝等共安蜀土”，转头又对荆州旧部说“待复中原，必以蜀地为根本”——这种“双重承诺”，在扩张期能靠军事胜利掩盖，一旦停滞，就成了无解的身份困局。
诸葛亮用“法治”强行粘合：不管你是荆州人还是益州人，犯法就罚、有功就赏。他提拔益州人张裔当丞相长史，让荆州人杨仪做参军，甚至南中人孟获都能“官至御史中丞”。那时的益州人会想：“虽非本土政权，但能公平待我，便认它。”
但这种平衡在费祎死后彻底打破。荆州派为保住权力，喊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益州人被从要害部门排挤出去：二十个郡太守里，益州人只剩三个；尚书台的郎官，全是“丞相府旧部子弟”。更狠的是“文化打压”——益州人编纂的《蜀本纪》被禁，理由是“妄议先帝创业史”；连蜀地民歌都不准唱，怕“煽动地方情绪”。
当一个政权开始害怕“地方声音”，它的精神根基就从“天下”缩回了“小圈子”。益州人渐渐想通了：“他们复的是‘荆州人的汉’，跟俺们蜀地有啥关系？”后来邓艾兵临城下，益州士族谯周带头劝降，不是突然变节，而是积压了二十年的“身份觉醒”——既然你不把我当“自己人”，我凭啥为你殉葬？
四、“最后一根稻草”：从“相信”到“认命”的心理雪崩
景耀六年冬，邓艾的军队出现在成都平原时，蜀汉的精神防线其实早已垮了。诸葛瞻率军出征前，士兵们在营里赌钱：“赢了去洛阳看牡丹，输了……反正家里也没啥可回的。”这种“认命感”，比刀剑更致命。
有三个细节藏着崩溃的真相：
- 刘禅召集群臣议事时，七十岁的太常张峻哭着说：“老臣随先帝入蜀，当年说‘汉贼不两立’，如今……不如降了吧，百姓少遭罪。”他不是怕死，是怕“兴复汉室”的谎言再也圆不下去；
- 姜维在沓中收到“陛下令死守”的诏书，部将们竟“半数逃亡”，他们说“打了一辈子，不知为谁打”；
- 成都城门打开时，百姓沿街跪迎魏军，有人举着“大魏顺民”的牌子——不是忘了“汉室”，是早就不信“汉室还能护着他们”了。
精神内核的坍塌，从来不是轰然巨响，而是无数个“我不信了”的瞬间累积。当最后一个坚信“兴复汉室”的老兵闭上眼，当最后一个益州人撕碎“蜀人也能当大官”的幻梦，当最后一个大臣懒得再演“君臣和睦”的戏码，蜀汉的灭亡，不过是弯腰捡起散落在地的骨牌——牌早倒了，只是没人愿意先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