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邓艾的士兵踩着绵竹关的血迹冲向成都时，刘禅正在后宫与宦官掷骰子。案上的蜜饯撒了一地，其中一颗滚到铜镜前，照出他惊慌失措的脸——这面镜子曾映出刘备“弘毅宽厚”的遗容，映出诸葛亮“鞠躬尽瘁”的背影，如今却只照出一个被宠坏的末代君主。蜀汉的灭亡，从来不是“邓艾奇袭”的偶然，而是掠夺型体制耗尽民心后，必然走向的崩塌。就像一棵从根上腐烂的大树，即便枝头暂时叶绿，一阵风也能将其吹倒。
一、“取民无度”的掠夺机器：从“仁政”到“竭泽而渔”的蜕变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入蜀时，曾与益州百姓约法三章：“宽租赋，减徭役，禁私掠”，彼时成都街头“百姓夹道，焚香相迎”，这是蜀汉民心的起点。但到刘禅时期，这套“仁政”早已异化为掠夺的工具。
赋税的枷锁：诸葛亮时期虽行“十二取一”的田租，却附加“调绵绢二匹、锦一匹”的户调；姜维执政后，为支撑北伐，田租增至“十取其四”，户调再加“麻三斤、铁五斤”，还新增“北伐特别税”——百姓需将年收入的三成直接缴给军队。广汉郡农户王二柱在日记里记过一笔：“景耀元年，收麦五十石，缴税后余十五石，够全家吃四个月，剩下的日子只能挖野菜。”这种掠夺不是特例，据《蜀鉴》记载，蜀汉后期“民有三女者，输一女为婢”，连人口都成了征税的对象。
徭役的绞索：蜀汉人口仅九十四万，却常年维持十万军队，另有四万官吏与工匠，平均每七人就要供养一个“吃公粮”的人。为凑足北伐的粮草，朝廷强制“男子十五至六十岁皆服徭役”，农忙时也不得归家。巴郡太守杨洪曾上书直言：“百姓耕稼失时，田亩荒芜，恐生民变”，却被刘禅斥为“危言耸听”。结果如杨洪所料：犍为郡“流民入吴者月以千计”，南中“夷人举寨逃亡，山路皆白骨”。
专卖的垄断：诸葛亮设立“锦官”“盐铁官”，本意是“以官营补国库”，到后期却成了权贵敛财的工具。蜀锦由官方定价收购，织工仅得市价十分之一的酬劳；井盐专卖更是“价高十倍”，百姓“淡食者十之三四”。有织工在锦缎里偷偷织“苦”字，被发现后剁去手指——这哪里是“官营”，分明是用百姓的血泪喂饱权贵的贪欲。
当掠夺成为体制的常态，“民心”便成了最廉价的消耗品。成都百姓曾在刘备像前焚香祈愿，到后期却将其推倒，换成“土地神”——因为“土地神至少不抢粮”。
二、“士庶割裂”的权力堡垒：益州本土势力的彻底失望
蜀汉的权力核心，始终是“荆襄集团”的封闭堡垒。刘备带来的“元从派”（如关羽、张飞）、诸葛亮代表的“荆州派”，长期垄断军政要职，益州本土士族被死死挡在权力门外。这种“外来者专政”，最终让最该拥护政权的本土势力彻底失望。
仕途的玻璃天花板：益州士族中，即便如张裔、杨洪这样的贤才，也只能担任太守、都尉等中下级官职，从未进入中枢。刘禅时期的尚书令、大将军等要职，全由荆襄人担任：费祎（江夏人）、姜维（天水人）、诸葛瞻（琅琊人）……益州人谯周虽官至光禄大夫，却被戏称为“说话不算数的顾问”。他在《仇国论》中暗讽：“外来者坐享其成，本土者辛劳无获，此乃亡国之道。”
经济的双重标准：荆襄官员可凭“功勋田”免税，益州百姓却要“按亩加倍”；外来商户能获得“通关免税”特权，本土商人却被课以“重税”。广汉士族李骧曾抱怨：“我家三代种粮，不如一个荆州小吏的‘功勋田’收得多，这蜀地到底是谁的？”这种不公，让益州士族从“合作”转向“冷眼旁观”——当邓艾兵临城下时，他们不仅不劝战，反而劝刘禅“早降以安百姓”。
文化的排斥：蜀汉朝廷推行“荆襄礼仪”，将益州本土的“巫鬼文化”斥为“蛮俗”，甚至禁止百姓祭祀祖先神。这种文化傲慢，让益州人觉得“这不是我们的国家”。就像犍为郡名士杜琼所说：“他们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却把我们当蛮夷，谁还愿为他们卖命？”
三、“理想空壳化”的信仰崩塌：从“兴复汉室”到“得过且过”的堕落
“兴复汉室”曾是蜀汉最核心的精神旗帜，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北定中原，还于旧都”的呐喊，曾让无数士人热血沸腾。但到后期，这面旗帜早已沦为空洞的口号，连喊口号的人都不再相信。
统治者的“空心化”：刘禅对“兴复汉室”毫无兴趣，他在后宫养了“声乐伎人百余人”，常“宴饮通宵，不问政事”。宦官黄皓趁机专权，把“北伐”变成敛财工具——每次姜维出征，黄皓都以“军需”为名向各州索贿，所得钱财一半入私囊。这种“借理想谋私利”的操作，让“兴复汉室”成了笑话。
士人的“清醒”与“麻木”：姜维的北伐，从“以攻为守”变成“邀功固位”，他在沓中屯田时“私占良田千亩”，麾下士兵却“衣不蔽体”；诸葛瞻虽喊着“誓死保卫成都”，却在战前“搜刮民财，广置姬妾”。连拥护蜀汉的益州士人都看清了：“这不是复汉，是借汉之名，行掠夺之实。”
百姓的“漠然”：当“兴复汉室”的口号换不来一碗饱饭，百姓便不再相信任何理想。绵竹之战前，诸葛瞻在街头誓师，围观百姓“无一人响应”，反而有人喊：“打输了就降，反正换谁当皇帝都要缴粮。”这种漠然，比反抗更可怕——它意味着这个政权连被憎恨的价值都没有了。
四、根腐的必然：当民心成了“可消耗品”
蜀汉灭亡的根本，在于它从“为民”的政权，异化为“掠民”的机器。刘备、诸葛亮时期虽有扩张野心，却懂得“民心是根基”，尚能“取之有度”；而后期的统治者将民心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用赋税、徭役、垄断不断压榨，直到最后一滴血被榨干。
当邓艾兵临城下时，刘禅召集群臣议事，朝堂上“降者过半”，连最忠诚的“荆襄派”都沉默——他们知道，没人会为这个“掠夺成性”的政权卖命。益州士族谯周一句“降魏可保百姓安”，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不是百姓不爱“汉”，是这个“汉”早已不爱百姓。
成都城破那日，百姓“担酒迎魏军”，不是背叛，而是对“不被掠夺”的卑微渴望。就像一棵大树，根系被蛀空，枝叶再繁茂也是假象，一阵风过，自然拦腰折断。
蜀汉的灭亡，从来不是“后主昏庸”或“姜维好战”的个人之过，而是掠夺型体制必然的结局。它警示后世：民心不是用来消耗的，而是需要滋养的；任何把百姓当“提款机”的政权，终将被百姓抛弃，这是历史不变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