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旗仪式的余温尚未散去，大明的土地上已掀起一股“家国热”。《家国谣》的调子从京城传遍四方，田埂上的老农哼着它犁地，学堂里的学生唱着它背书，连香江的西洋商人都跟着旋律打拍子——格致馆的技师们赶制了台简易收音机，用马车送到偏远村镇，车身上贴着“听国歌，知家国”的红标语。
苏砚秋的府中，每日都能收到各地寄来的信。河南的新科举子王二柱在信里说：“学堂的晨读改唱《家国谣》了，学生们唱到‘娃读书，笑盈盈’时，眼神都亮得很。前几日修水渠，大家竟自发排着队，说‘要像国歌里唱的，手挽手干活’。”
登州的渔民王大海则寄来一张照片，是他的渔船桅杆上飘着小龙旗的样子，背面写着：“每次出海前，都要升这面旗，听着收音机里的国歌，觉得风浪再大也不怕。上月救了艘遇险的南洋商船，他们的船长说‘大明的船和歌声一样有力量’。”
最让苏砚秋动容的是一封来自漠北的信，写信的是个守边的小兵，字迹被风沙磨得有些模糊：“哨所里装了收音机，周一升旗时，我们在城楼上跟着国歌敬礼，连巡逻的牧民都勒住马，对着南方鞠躬。他们说‘这歌好听，像草原上的风，能吹到每个人心里’。”
这日，万历皇帝召苏砚秋进宫，御书房的案上摆着各地送来的“国歌传唱记录”。皇帝指着其中一本笑道：“你看这江南的戏班，竟把《家国谣》编成了昆曲，唱得婉转，却更入耳了。还有这塞北的马头琴，拉出来的调子虽不一样，那份劲儿却丝毫不差。”
苏砚秋凑近一看，只见记录册上画着各种乐器：琵琶、胡笳、马头琴、甚至还有西洋的小提琴，旁边都标注着“能奏《家国谣》”。“百姓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这首歌，”他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家国同此声’。”
正说着，礼部尚书匆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西洋诸国的照会：“陛下，英吉利、法兰西等国遣使来贺，说听闻大明定国歌、行升旗礼，特来观礼，还想求一份《家国谣》的乐谱带回本国。”
皇帝眼中闪过一丝笑意：“哦？他们也想听？”
“不仅想听，”礼部尚书补充道，“他们说，从未见过哪个国家的百姓，能为一首歌、一面旗如此齐心。英吉利使者还说，想在他们的使馆门前也挂一面大明龙旗，每逢周一，跟着咱们一起升旗。”
苏砚秋抚掌道：“这便是软实力啊！船坚炮利能慑人，而民心齐、国乐扬，能服人。陛下不妨准了他们的请求，让龙旗不仅飘在大明的土地上，也飘在万国使馆前，让他们看看我大明的气象。”
皇帝准了照会，又道：“格致馆的‘影戏’不是记录了升旗的场面吗？印成‘画片’，送给各国使者，再让他们带些收音机回去，让西洋人也听听《家国谣》。”
几日后，各国使者在大明宫参加了第二次升旗仪式。当《家国谣》响起时，他们看见广场上的百姓自发鞠躬，听见远处的胡同里传来孩童的跟唱，脸上都露出惊叹。英吉利使者在日记里写道：“这面龙旗和这首歌，比任何条约都更能说明这个国家的凝聚力——他们不是因为畏惧而服从，而是因为认同而同心。”
消息传回西洋，《家国谣》的乐谱竟在巴黎、伦敦的音乐厅流传开来，有乐团改编演奏，报纸上称其“带着东方土地的厚重与温暖”。有去过大明的商人描述：“在那个国家，无论是穿丝绸的官员，还是赤脚的农夫，唱起那首歌时，眼神里的光都是一样的。”
这股热潮也影响着大明的百姓。洛阳的绣娘绣出了“龙旗绕国歌”的屏风，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登州的木匠做了带龙旗图案的收音机外壳，说“听国歌时看着旗，更有劲儿”；连南洋的华商都凑钱在码头建了座“升旗台”，每周一组织侨民升旗唱国歌，对着北方遥拜。
苏砚秋偶尔会去街角的茶馆坐坐，听百姓们谈论这些新鲜事。有茶客说：“现在走南闯北，只要唱起《家国谣》，就知道遇上了自家人。前几日在客栈，隔壁房的人哼这调子，我一接茬，竟聊到了天亮，原来是同乡。”
另一个商人接话：“可不是！我去西洋做买卖，船上的水手一路唱国歌，连西洋的引水员都学会了几句，说‘听着这歌，就知道是大明的船来了’。”
夕阳西下时，苏砚秋站在城楼上，望着千家万户升起的炊烟。远处的学堂传来孩子们的歌声：“龙旗升，日头红……”与收音机里传来的国歌余音交织在一起，温柔而坚定。他忽然明白，所谓“家国”，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龙旗的红，是国歌的韵，是老农犁地时的哼吟，是孩童课本上的插图，是每个百姓心中那句“我是大明人”的骄傲。
这骄傲，如春风化雨，浸润着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如星火燎原，点亮了无数人眼中的期盼。从这个春天开始，每周一的晨光里，龙旗总会准时升起，国歌声总会传遍四方，提醒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共饮一江水，共守一片土，共赴一个未来。
而这，便是苏砚秋巡游万里，最终想要寻得的答案——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是万家灯火里，那份“家国一体”的温暖与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