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医血液科的走廊总浸着股化不开的冷。消毒水的刺鼻味混着化疗药特有的苦涩，粘在白墙和地砖上，连通风口吹进来的风都带着股铁锈般的凉。同事老周跟我讲这个故事时，指尖还在无意识地摩挲着搪瓷杯沿——那道被茶水浸出的褐色痕迹，像极了他说的“戏台幔帐上的血印”。
故事里的姑娘叫苏晓，二十一岁，艺术学院舞蹈系的学生，腿长腰细，住院前还在准备毕业汇演的独舞。可急性髓系白血病像块巨石砸下来，三个疗程的化疗后，她的头发掉得只剩稀疏的绒毛，脸颊肿得发亮，曾经能轻松踮起脚尖的双腿，如今连抬起来都要靠护工帮忙。
老周是她的责任护士，第一次给她扎针时，姑娘还笑着说：“周哥，你轻点，我这腿还得留着跳《贵妃醉酒》呢。”那时她的眼睛还亮，说起戏腔里的拖腔、水袖的弧度，嘴角会翘起来，像有光落在上面。可谁都没料到，她的父母会赌那“万分之一的希望”。
第四个疗程开始前，主治医生跟家属谈了整整两个小时。“患者现在血小板只有两万，肝肾功能指标都在临界值，强行用高强度化疗药，可能撑不过二十四小时。”医生的声音压得很低，走廊里的监护仪“滴滴”声都显得刺耳。苏晓的母亲当场就哭了，父亲却攥着拳头说：“只要能让她活着，我们赌。”
用药那天是冬至，窗外飘着细雪，血液科的暖气开得很足，却驱不散病房里的寒意。下午五点，第一袋化疗药挂上，透明的液体顺着输液管滴进苏晓的血管，她突然打了个寒颤，说：“周哥，我好像听见胡琴响了。”
老周当时正给她量血压，以为是药劲上来的反应，笑着安慰：“可能是楼下菜市场的戏班子在排练，你好好睡会儿，醒了就不响了。”
可苏晓却摇着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病房的天花板，像在看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不是楼下的，”她的声音很轻，带着点奇异的兴奋，“在我眼前，有白色的幔帐，还有人在拉胡琴，咿咿呀呀的，要开戏了。”
老周的心猛地一沉。他在血液科待了十年，见过太多临终前出现幻觉的病人，可苏晓才二十一岁，仪器上的心率和血氧还在正常范围，怎么会……他顺着苏晓的目光看去，天花板上只有斑驳的水渍，哪来的幔帐？
“晓晓，别瞎想，是药太凉了，我给你捂捂输液管。”老周拿起毛巾裹在输液管上，指尖碰到苏晓的手背，凉得像冰。
可苏晓像没听见一样，突然哼起了调子。不是她平时喜欢的流行歌，是段老戏的韵白，“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是《贵妃醉酒》里的唱段，可她的嗓音沙哑得厉害，像被砂纸磨过，每个字都裹着气音，拖得长长的，在寂静的病房里飘着，听得人后背发毛。
“有个穿红衣服的人，”苏晓突然开口，眼睛瞪得很大，像是怕错过戏台上的细节，“脸是红的，画着大花脸，额头上有三颗黑星，手里拿着大刀，在幔帐后面来回走。”她顿了顿，又指着床尾的方向，“还有个穿绿衣服的，水袖好长，拖在地上，她的脸是白的，眼睛是黑的，没有瞳孔，就像两个黑洞，正看着我呢。”
老周的后背已经沁出了冷汗。苏晓描述得太具体了，红脸红衣的花脸、绿衣无瞳的水袖女子，连花脸额头上的黑星数量都说得清清楚楚，不像是凭空想象。他转头看向苏晓的父母，他们正蹲在床边，眼泪无声地掉在地上，却不敢打断女儿——他们怕这是女儿最后的“乐趣”，怕惊扰了她眼里的“戏台”。
夜里八点，苏晓的体温开始升高，烧到38.9度，浑身发抖，可嘴里还在哼着戏。她的声音越来越哑，几乎听不清歌词，只能听见断断续续的调子，像破了的风箱在响。“绿衣服的人过来了，”她突然说，语气里带着点恐惧，“她的水袖缠在我手上了，好凉，好凉……”她猛地甩动手臂，像是要挣脱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输液管被她扯得晃了晃，药水滴得更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