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山的兵马刚出城门，绿芜就捧着一叠纸走进来。她把纸放在案上，声音压得很低：“城南书院外贴了榜文，说朝廷要征少年充军，还说废科举、立商学，寒门再无出路。”
我没有抬头，正在看一份户部报上来的屯田账目。笔尖顿了一下，换了一行继续写。
“谁在传？”
“几个落第秀才，在茶肆里抄录，已经有人跟着念了。”绿芜顿了顿，“话写得讲究，不像是粗人能编出来的。”
我放下笔，拿起那几张纸。字迹工整，用词讲究，引经据典，确是读书人的手笔。内容却歪曲新政本意，把减赋说成加税，把修渠说成夺田。
“谢知章虽被贬出京，他的门生还在。”我说，“这些人读过书，会说话，一张嘴就能搅动人心。”
绿芜点头：“暗卫已经盯住那几个秀才，要不要现在抓？”
“不急。”我把纸推到一边，“先记下他们说了什么，见了谁，去了哪里。不要惊动。”
她应了一声，正要退下，殿外传来脚步声。萧绝到了。
他进门后站定，没穿甲胄，但神情依旧冷峻。“您召我来，是为民间那些话？”
“是你查到的？”我问。
“半个时辰前，西市有私塾先生带着学生跪在县衙门口，要求‘还我科举’。”他说，“还有农户聚在村口议论，说朝廷要收祖田换铁券。虽未闹大，但人数不少。”
我起身走到窗边。天色微亮，宫墙外的街市已经开始喧闹。百姓信这些话，是因为他们怕变，怕吃亏。而有人正好利用这份怕。
“你去查。”我说，“找背后写东西的人。但记住，不兴大狱，不牵连无辜。只抓主谋，其余人带回来问话就行。”
萧绝皱眉：“若他们不服管教？”
“那就教。”我说，“读书人犯错，不用刑罚也能治。让他们亲眼看看新政落地的地方是什么样。”
他略一思索，明白了我的意思。“您是要让他们自己看清真相？”
“对。”我说，“谣言靠嘴传，真相靠眼见。你派人去京畿三县，查哪些村子对新政有误会。我要亲自走一趟。”
萧绝立刻反对：“您身份贵重，怎能轻易出宫？万一有人埋伏——”
“正因我是女帝，才该让百姓看见我。”我打断他，“我不露面，他们只会听别人怎么说。我要让他们当面问我，我也当面答。”
他没再说话，只是低头应了声“是”。
三日后，我换了素色布袍，戴了斗笠，带两名宫人出了宫。绿芜扮作侍女跟在身边。我们去了离城最近的柳河村。
村里正在晒谷。我站在场边，听见一个老农大声说：“朝廷要拿咱们的地去换铁器，以后种地都得交钱！”
我走上前：“您的地契还在吗？”
老人一愣，掏出一张旧纸。我接过来看了看，又让随行的小吏查了户册。然后当众算了一笔账。
“去年您家五亩地，缴粮两石三斗。今年减免水利摊派，又补了春种银，实缴一石八斗。少交五斗，折合铜钱四百文。”我说，“这叫夺田？还是减负？”
老人瞪着眼，说不出话。
旁边有人喊：“那科举呢？真不考了？”
“礼部刚发通告，秋闱照常举行。”我说，“不仅考，还给贫学子免报名费、供笔墨。谁说废科举的，让他站出来，我当面问他依据哪条律法。”
人群安静下来。
一个私塾先生走出来，拱手问：“陛下重用商贾，可还记得‘民为邦本’四字？”
我看着他：“你教书几年了？”
“十年。”
“那你应该知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可什么叫本？不是死守旧法，是让百姓吃饱穿暖，孩子能上学，老人病得起。”
我指着远处新修的水渠：“那边三个村，因为通了渠，亩产多了三成。官府出牛、出种、出工，分文不取。这是谁定的政策？是我。也是你们口中的‘重商轻农’之政。”
有人低声笑了。
我继续说：“若有人告诉你们女帝不顾百姓，那他不是蠢，就是坏。蠢的可以教，坏的——我会让他闭嘴。”
笑声更大了。
当天下午，我在村中设了问答台，留了户部小吏驻留三天，解答疑问。临走时，几个年轻人围上来，问能不能报名参训农技队。我答应了，还写了批条。
回宫路上，绿芜低声说：“那个传谣的秀才，被抓了。是谢知章的弟子，藏在城外别院里写伪政令。”
“人呢？”
“关在刑部偏堂，不肯认错，说自己是为天下读书人发声。”
我点头：“明日让他跟着我去走一趟。”
第二天，我带那人去了两个村子。一个因修渠增产，一个因免税复耕。我让他问农户，新政好不好。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三天，他又跟我去了县学。看到十几个穷学生领到免费书册和笔墨，其中一人是他同乡。
晚上他写了自省书，字字泣血。
我看完，提笔批了一句：“朕不诛心，只求你睁开眼看这天下。”
然后下令：此人三年内不得入仕，可归乡着书，内容须经审核。
消息传开，朝野震动。有人说我宽仁，有人说我手段狠。但没人再敢随便造谣。
傍晚，我坐在紫宸殿东暖阁批阅今日各村回禀。茶已凉了，我没让人换。
绿芜进来，放下最后一份札记。
“萧绝来过，说京畿七村误解已清。”她说，“那名编修今早动身回乡，临走时跪在宫门外磕了三个头。”
我嗯了一声，合上札记。
窗外暮色沉沉，宫灯一盏盏亮起。
我伸手摸了摸案角那份《乡议日章程》，上面写着每月初八，县令召集村民答疑。这是我今天定下的制度。
笔架上的朱笔突然滚落，砸在案上弹了一下，掉进砚台边的缝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