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风裹着黄浦江的湿气，灌进福源钱庄的账房。
沈逸风趴在洋厘牌下，指尖掐着自己的掌心，冷汗顺着指缝渗进账簿。洋厘牌上的数字像只疯涨的蚂蚱——今早开盘还是规元银每两七钱二分，此刻已经蹦到了七钱三分。
整整一个上午，他盯着那串跳动的铜字，喉咙里像塞了团浸了水的棉花：不是涨得凶，是涨得太“稳”。
没有抛压，没有承接，没有散户跟风，就像有只看不见的手，硬生生把银元的价码往上托。
“阿福！”他突然抬头，声音沙哑，“去把今早正金银行的交易记录拿来！”
阿福颠颠跑去，很快抱来一摞厚册。沈逸风翻到“外汇及贵金属交易”那页，指尖猛地顿住——过去三天，正金银行通过汇丰银行的渠道，每天吃进五千枚银元，备注栏里写着“为客户代购”。
“周伯！”他攥着账簿冲进二楼办公室，烟袋锅的火星子撞在他鞋尖，“是‘收二放五’！高桥在囤银元！他要拉到最高点再砸盘！”
周伯庸正靠在太师椅上抽烟，闻言缓缓坐直。他接过账簿，浑浊的眼睛扫过那些交易数字，烟袋锅在案几上磕出清脆的响：“你确定？”
“确定！”沈逸风拉开抽屉，拿出自己画的“持仓图”——用红笔圈出正金银行的买入量，“这三天他们吃进两万枚，按这个速度，再有两天就能囤够五万枚。到时候抛出来，市场根本接不住，行市会跌得连亲娘都不认识！”
周伯庸的嘴角扯出一点笑，像老猎人看到猎物进了陷阱。他从怀里掏出个铜制烟盒，倒出两根雪茄，递一根给沈逸风：“那就，帮他一把。”
半小时后，福源钱庄的库房门打开。
沈逸风抱着个沉甸甸的银箱，站在柜台后。箱盖掀开，五百枚簇新的银元滚落在台面上，阳光照在“光绪元宝”的龙纹上，晃得人睁不开眼。
“去，把这五千枚银元，分批次挂到汇丰银行的交易台。”周伯庸坐在太师椅上，烟袋锅的烟雾缭绕，“就说福源要回笼资金，低价抛售。每枚比市价低二厘。”
沈逸风点头，转身要走，又被周掌柜叫住：“再给恒源、福康、同泰发消息——让他们跟着抛，就说是‘福源带头清库存’。”
“周伯，这样会不会太明显？”沈逸风犹豫。
“明显？”周伯庸冷笑，“高桥以为自己是操盘手，殊不知，我们才是设局的人。他要‘收二放五’，我们就帮他‘放’——只不过，放的不是货，是恐慌。”
沈逸风明白了。
这不是简单的抛售，是用“利空信号”引爆市场的恐慌性抛售。福源带头低价抛，其他钱庄跟风，市场会误以为“银元要贬值”，纷纷卖出，行市自然暴跌。等高桥囤的五万枚砸下来，只会摔得更惨。
汇丰银行的交易台，像座沸腾的油锅。
沈逸风把银箱往台上一放，交易员们立刻围过来。当他报出“每枚七钱二分八厘”的价格时，人群里响起一片抽气声——比市价低了二厘！
“福源抛售？”
“是不是银元要跌？”
“快，跟风卖！”
交易员的喊叫声此起彼伏，汇丰的行市牌开始往下跳：七钱三分→七钱二分五→七钱二分→七钱一分八！
半小时后，整个上海的银元行市，像被戳破的气球，直线暴跌。
外滩的正金银行大楼，高桥正雄站在落地窗前，脸白得像纸。
他望着窗外的行市牌，手指攥着西装袖口，指节泛白。刚才秘书来报：“福源钱庄带头抛售五千枚银元，其他钱庄跟风，行市已跌至七钱一分！”
“八嘎！”他突然转身，抓起桌上的青瓷茶盏，狠狠摔在地上。茶盏碎裂的声音，惊得外面的职员纷纷侧目。
“谁在搅局？”他对着电话怒吼，“查！立刻查福源的仓位！查他们的资金来源！”
电话那头的佐藤声音发颤：“高桥社长，福源的库存里，还有三千枚银元……但他们的现金流很稳，不像缺钱的样……”
“稳？”高桥的眼珠子发红，“他们就是要稳！稳住其他钱庄，让他们跟风抛！我们囤了五万枚，现在砸下去，只会被他们吃干抹净！”
他抓起桌上的文件夹，狠狠砸在墙上。文件夹里，是福源钱庄的资料——周伯庸的照片，沈逸风的履历，还有一行批注：“沪上最狡猾的钱庄掌柜。”
“周伯庸……沈逸风……”他咬牙切齿地念着这两个名字，“你们等着，这笔账，我会慢慢算！”
福源钱庄的账房，沈逸风看着窗外的行市牌，松了口气。
周伯庸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茶：“做得好。这把砸盘，不仅让高桥的囤货砸了脚，还让其他钱庄欠了我们人情。”
沈逸风捧着茶杯，指尖还残留着刚才抛售时的紧张。他望着窗外的黄浦江，江面上轮船的汽笛声此起彼伏，像在庆祝这场胜利。
“周伯，”他轻声说，“高桥不会善罢甘休的。”
“当然。”周伯庸笑了，烟袋锅的火星子在暮色里一明一灭，“但这一次，我们赢了一局。下一局，我们要赢的，是他的本金。”
沈逸风望着账房里的算盘，算珠还停在刚才的数字上。
他知道，这不是结束。
这是他和高桥的战争，真正开始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