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三十，岁除之日，平安县却无半分年节喜庆。铅灰色天幕低垂，压着覆雪的原野和孤峙的城池。辰时刚过，官军大营方向传来沉闷的号角声与金鼓之音，旋即，包围平安县达半月之久的五千兵马，如潮水般开始缓缓后撤。披甲执锐的兵士们收束营帐、填平壕沟、拆除鹿角，动作机械而有序，扬起的雪沫混着尘土，在凛冽寒风中弥漫成一片灰黄的雾霭。那面猩红的““陕”字大纛，也在亲兵簇拥下，向着三十里外的驿站方向移去。
城头之上，石磐一身青色棉袍，外罩简易皮甲，与李火火、钱多多、孙老倔等人并肩而立，默默注视着城下的动静。李火火眉头紧锁，摩挲着腰刀刀柄，啐了一口：“呸！撤了？赵光弼这老小子，搞什么名堂？莫不是诱敌之计？” 钱多多捻着稀疏的胡须，忧心忡忡：“依老夫看，未必是计。朝廷旨意已下，准了杜公辞官，我等暂代守备，他们没了立即攻城的由头。然则，仅退三十里，仍卡住进出要道，这分明是围而不打，困死我等之策！” 孙老倔冷哼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和平，薄得像张窗户纸，一捅就破！”
石磐没有立即说话，目光越过撤退的官军，投向遥远而阴沉的京都方向。他知道，这暂时的后撤，是杜明远舍去官位、曹如意在朝中周旋，以及平安县上下誓死抗争换来的结果，是一场复杂政治博弈下的脆弱平衡。它并非胜利，只是死刑的缓期执行。朝廷给了台阶，但更多的眼睛——皇帝的、首辅的、曹如意的、乃至无数觊觎平安县的势力——正死死盯着这里，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可能打破平衡，引来灭顶之灾。“传令下去，”石磐的声音打破了沉默，冷静而清晰，“四门守军，不得松懈，反而要加强警戒。斥候队派出双倍人手，远远缀着官军，摸清他们新营地的虚实和巡逻规律。城内巡夜照旧，防止奸细趁机作乱。”他顿了顿，看向众人，“诸位叔伯，赵光弼退兵，非是仁慈，而是朝廷内部角力的结果。咱们赢了片刻喘息，但危机根子未除。接下来，才是真正考验的时候。”
的确，随着官军后撤的消息传开，城内压抑已久的气氛稍稍松动。有百姓忍不住燃起了辞岁的爆竹，虽有气无力，却也带来几分活气。妇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走出地窖或躲藏处，清理街道上的战争痕迹。但更多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茫然与不确定。和平来了吗？为何心头那块巨石，似乎比围城时更加沉重？
石磐深知，这脆弱的和平之下，暗流汹涌。首要难题便是生计。围城期间，存粮消耗巨大，虽有小丫等人暗中运补，仍是杯水车薪。春耕在即，种子、农具、牲畜多有损毁或匮乏。织坊、矿厂虽未遭直接破坏，但与外界的商贸联系几乎断绝，原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数千依附其生的工人家庭顿时陷入困顿。钱多多呈上的账目显示，县库存银在缴纳了那笔屈辱的“犒军银”后已近枯竭，而朝廷允诺的“依常例完粮纳税”像一把悬着的剑，明年税赋若不能及时足额上缴，便是现成的罪证。
更棘手的是人心。杜明远离去造成的权力真空和心理冲击，并未因石磐接任而立刻弥合。部分胥吏和乡绅对石磐的年轻资浅心存疑虑，阳奉阴违者时有出现。民间则有流言滋生，有的说朝廷早晚还要清算，有的则担心石磐镇不住场面，平安县迟早分崩离析。一种无形的焦虑和懈怠情绪，如同瘟疫般悄悄蔓延。昔日众志成城的凝聚力，在生存压力和平静假象下，正悄然接受考验。
石磐迅速行动起来。他召集县衙属官、各行会首领、乡间耆老，开诚布公，坦言当前困境，共商对策。他采纳钱多多建议，开源节流，一方面动用最后储备，向最困难的农户发放春贷，助其恢复生产；另一方面，组织以工代赈，修缮城墙、水利，以粮食或工钱支付，既巩固防务，又缓解饥荒。对小丫和柳娘子，他授权她们利用之前秘密开拓的商路，尝试小规模、多批次地恢复与外界的物资交换，哪怕利润微薄，也要先让经济血脉流动起来。对李火火，则要求护矿队和乡勇部分轮换休整，部分参与屯垦，保持战备的同时，亦不误农时。
然而，最大的挑战来自无形的层面——如何维系杜明远留下的“道统”。这一夜，石磐独坐书房，翻阅着杜明远留下的治理手札，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历年灾荒应对、纠纷调处、税赋改良的心得。字里行间，是一位老吏数十年心血和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眷顾。石磐抚摸着冰凉的纸页，感到肩头担子有千钧之重。他知道，自己不能仅仅是一个“守备”，更需是杜明远精神的继承者，是平安县这艘航船在惊涛骇浪中新的舵手。他提笔写下安民告示，宣布减免部分市税，鼓励商贸，同时重申县学、义仓等公益不可或缺。他要让百姓看到，即使杜公不在其位，平安县立县的根基——公平、仁政、自强——不会改变。
腊月三十的夜晚，平安县在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中度过。没有往年的喧嚣宴饮，只有家家户户围坐在微弱的灯下，吃着简陋的年夜饭，祈祷着这来之不易又岌岌可危的和平，能持续得久一些，再久一些。城外三十里，官军营地的灯火依稀可见，如同黑暗中窥视的兽眼。这和平能维持多久？或许，取决于京城一道新的谕旨，取决于赵光弼失去耐心的程度，更取决于平安县自身能否在这短暂的喘息中，真正愈合伤口，凝聚起更强的力量。风暴，只是暂时绕道，并未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