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十国时期“襄州”是行政区划名称，类似于现在的地级市。襄州的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襄阳市及周边地区，下辖多个县。
但实际上襄州节度使是大于今天的“地级市”，更准确地类比，相当于一个今天省级军政长官，甚至权力更大。
襄州节度使孔勍的实权：超越“省”的藩镇之主。
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孔勍）管辖山南东道（大致相当于今湖北北部、河南西南部）下的多个州，如襄州、邓州（河南省邓州市）、均州（湖北省丹江口市）、房州（湖北省房县）等，每个州下辖若干县。
邓州位于南阳盆地腹地，是北通中原（经南阳盆地-方城通道）、南达襄樊的交通要冲。对于襄州来说，邓州是其北方的门户和屏障。来自后梁中央的指令和援助，也多经由此地。钟鹏举派偏师伴攻邓州，目的正是为了牵制襄州北线的兵力。
均州位于汉江中游，因地处丹江入汉江之口而得名。它正处于襄州（襄阳）和金州（安康）之间，是汉江水道上的关键节点。均州的存在，一方面可以抵御从西边（如前蜀）沿汉水东下的敌人，另一方面也是襄州西线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房州位于大巴山东段，地处偏僻，山高林密。在历史上，房州因其封闭的地理环境，常常成为王朝流放皇室成员的地方（如唐中宗李显曾被贬至此）。在军事上，它是襄州西南方向的战略纵深和山区屏障，虽然不适合大军团展开，但可以有效防止小股部队的渗透，并保障襄州侧翼的安全。
邓州、均州、房州三州，构成了襄州核心区域（襄阳）的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屏障。它们与襄州一起，共同组成了后梁“山南东道”这个强大的藩镇。作为节度使的孔勍，其防御体系是以襄州为中心，以这三个州为外围支点的全局性部署。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他的兵力部署和战略考量是基于一个省级规模的战区，而不仅仅是守襄阳一座孤城。
现代的省管辖的是一个包含多个地级市区域的广大地区，而非单一城市。
节度使拥有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控的、规模常达数万人的私人化军队（牙兵），可自主征兵、调防、作战。相当于今天的战区司令+省级军区司令。权力远超现代省级军区领导，具备独立的作战指挥权和军队人事权。
节度使控制辖区内的税收、盐铁、粮饷等，除少量上供朝廷外，大部分财富用于供养军队和行政开支。
相当于今天的省级财政并完全自主，截留了全省的国税和地税，用于自身建设，朝廷难以干涉。
节度使可以自行任命辖区内的州刺史、县令等各级官员，只需事后向朝廷“备案”。
节度使相当于拥有省内各级官员的任命权。其下属官员的忠诚首先指向节度使，而非中央朝廷，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集团。
所以，孔勍的身份更准确的描述是：
他是后梁王朝设在西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统治着一个相当于今天省级规模的“国中之国”——山南东道藩镇(地方的管治架构是道-州-县)。襄州（襄阳）是这个藩镇的治所（首府），而非其权力的全部。
“襄阳”是这个行政区（襄州）的治所（首府）所在地，即州政府所在地。所以，在正式公文或历史记载中，会说“孔勍为襄州节度使”，但他实际驻扎和防守的核心城市是襄阳城。
（备注：“钟鹏举军攻打襄州城”实际指的就是攻打襄州的治所——襄阳城。）
为什么会出现“襄州节度使”这种称呼？
这是因为节度使的治所（帅府）设在襄州。就像我们说“两江总督”，其权力覆盖江苏、安徽、江西等地，但因其驻地在南京（江宁府），故而得名。同样，“山南东道节度使”驻节于襄州，所以人们也常简称为“襄州节度使”。
战略格局更大：孔勍考虑的不仅仅是守住襄阳一座城，而是经营整个山南东道，协调下属各州的防务，其战略视野是省级的。
独立性更强：他拥有几乎完整的自主权，朝廷（后梁）对他的依赖远大于他对朝廷的依赖。这解释了他为何能“根基深厚”，也解释了为何朝廷对他既倚重又可能心存猜忌（功高震主）。
资源更丰富：他能够调动数万军队，支撑长期战争，是因为他掌控的是一个“省”的资源，而非一个“市”的资源。
襄阳与樊城在918年的五代十国时期，襄阳和樊城的地理关系已经非常明确，并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意义。
1.地理位置：
襄阳城：位于汉江南岸。它依托南山（今岘山等），地势较高，易守难攻。
樊城：位于汉江北岸。地势相对平坦，是襄阳城在北岸的桥头堡。
2.军事关系（双子城防御体系）：
互为犄角，相互支援：敌军若攻襄阳，可从樊城出兵袭扰其侧后；敌军若攻樊城，襄阳可从南岸以箭矢、炮火支援，并可派水军渡江攻击。
水陆联防：控制樊城，就等于控制了汉江的北岸通道和渡口。襄州的水军基地通常设在樊城附近的码头，战舰游弋于汉江上，将两座城池连成一个整体防御网络。任何一方被围攻，另一方都可以通过水路进行补给或增援。
陷落顺序：在历史上，进攻方通常采取“先攻樊城，后取襄阳”的策略。因为樊城地势低于襄阳，相对容易攻克。一旦樊城失守，襄阳就失去了北岸屏障，陷入孤城困守的境地，汉江航道也可能被切断。这正是历史上（如宋元襄樊之战）真实发生的情况。
现时襄州水军4000人驻守汉江樊城码头这正体现了樊城作为水军基地和北岸防御核心的作用。
梁帝朱友贞收到的战报里描述钟鹏举军“水陆并进”：陆军从北面陆路进攻，首要目标就是拿下樊城，建立前进基地；水军则从汉江而下，意图夺取江面控制权，隔绝襄樊二城之间的联系。
“放弃樊城”的战略决策：主帅孔勍在樊城难以坚守时，下令放弃樊城，将水军撤至南岸，集中兵力守襄阳。这是一个符合军事逻辑的艰难抉择，目的是避免兵力被分割歼灭于北岸，但代价是失去了战略主动，让襄阳变成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