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二十年深秋，泉州上空阴云压城，潮声闷如鼓。南外宗正司新到的大纛猎猎作响，敦宗院深门重开，一场比火更烈的反扑，正从皇城根蔓延至晋江口。
泉州府后衙，温如晦坐在主位，唐仲英在身后垂手侍立，两旁庄老头与张元康分左右首相陪，温酒酒坐在外祖父张元康下首，身后是一脸焦虑的王朝阳，冷铁衣则坐在她对面——庄老头下首，断锋一言不发站在身后。
此刻，大伙儿心里比谁都清楚：真正的反扑，往往在胜利看似最唾手可得时降临。凿开的裂缝里，吹出的不是和煦暖风，而是更冷更冽的寒流。
赵不流被贬外州，只是南外宗正司丢车保帅的一步棋。新任知宗赵彦逾携诏书自临安急驰泉州，诏曰“协理市舶”，却暗带“便宜行事”金牌。金牌寸许，光芒冷冽，既赋予他凌驾州衙之上调兵之权，亦将“构陷宗室”定为重罪。
诏到当日，他便下令封锁均利社总铺，揭去残碑，易以木牌，朱漆八字：“垄断乱市，违者必究。”
均利社首户王朝阳首当其冲。夜半，家兵破门而入，铁枷扣项，直送敦宗院“家法堂”。赵彦逾高坐，檀木杖击地，声如闷雷：“尔受何人指使，伪造账册，构陷河郡？”
王朝阳被杖四十，脊背血肉模糊，仍咬牙：“账册属实，社约公平，草民无罪。”再问，以铁夹棍紧收，指骨尽碎。三问，以“站笼”暴晒，每日只给盐水一碗。五日下来，人已奄奄，却仍无一字攀扯温如晦父女。
最终还是温酒酒以皇室二品郡主之名遣送小和尚普济进敦宗院为王朝阳治伤，方才保得他的性命。
温如晦欲以泉州知州之名提审，被敦宗院以“家法重地，外人不得干预”拒之门外；遣医送药，亦被扣留。消息传出，社众胆寒，店铺接连闭门，聚宝街日间竟现冷清。
温如晦三次上书抗辩，却被诏书条款所阻——“宗室刑名，先家后国”，奏本俱被尚书省以“抚安为重”留中不发。
赵彦逾笑对众人：“市舶重地，当以和为贵。均利社碑暂撤，待民情安定再议。”一句“再议”，便将半月之功轻轻抹去。
一夜之间，均利社人心动摇，中小商贾再尝“皇族之怒”，碑价虽在，却无人敢守。
赵彦逾明里“抚安”，暗里却与蒲罗辛密使频会。蒲罗辛虽缴纳十万贯罚金，却暗中传书满剌加、三佛齐诸港：泉州新令“均利社碑”乃温知州私设，朝廷已撤，凡遵碑价者，货到即抄，人即下狱。满剌加、三佛齐、阇婆诸国小船闻风，半途折帆，改投广州、明州。
旬日之间，泉州港外帆影寥寥，抽解骤停，市舶亭前空鸦回旋。市舶司旬报空白，抽解断绝，港内香料价格旬日暴涨七倍，平民连祭祀都买不起线香。宗室乘机上奏：“市舶萧条，皆温如晦激变所致。”朝廷下札子，命温如晦“自省”，却无一字责赵彦逾。
冷铁衣欲派寒衣阁远赴外洋辟谣，却被温如晦阻住——“朝廷未立信，辟谣亦徒劳”。蒲罗辛趁机放出风声：若泉州撤销碑价，他愿亲率三十船归来，货价仍按旧日十倍。均利社内部开始分裂：一派欲守碑价，宁死不折；一派暗中与蒲氏接触，只求“活下去”。温酒酒日夜奔走安抚，仍挡不住三家商号倒戈，碑约第一次出现裂痕。
临安方面，温如晦好友虞允文从渠州来信，信中言道：“市舶重地，利益牵机，万事可徐徐图之。”与此同时，御史中丞汪澈秉承秦桧授意，上章弹劾温如晦“专擅刑威、激变蕃情”，请召还京，另派“谙习海道”之能臣权知泉州。
温如晦一夜之间从“能臣”变“罪臣”，进退失据。若遵相府意，则碑价被废，均利社瓦解，垄断复辟；若拒朝命，则弹章叠加，或遭罢官，冰山将重新合拢。他把奏本摊在案上，对冷铁衣与温酒酒苦笑：“我欲再凿冰，奈何上面又结冰。”
几日后，寒衣阁夜哨发现，围头湾外出现十余艘无旗福船，船首绘赤色日轮，乘台风夜泊，卸载箱笼后即焚船沉底。潜水组捞起残箱，内藏精制倭刀、漆盾及泉州最近暴涨的乳香。显然，有人以“海盗”之名，行“走私”之实，既避市舶抽解，又避碑价限价。
冷铁衣判断：这是蒲罗辛与宗室残余的“双保险”——若朝廷坚持碑价，便以海盗扰乱海路，迫使泉州“自愿”放弃限价；若朝廷罢温如晦，他们便恢复旧日垄断。更危险的是，这些倭刀硫磺，随时可转作攻城之火。
温如晦当机立断：一面密报殿前司，请调平江府水师南下；一面令寒衣阁与均利社合组“民间巡哨”，以渔船为壳，实载弩手，夜巡围头湾。双方都在抢时间：一方要保住裂缝，一方要重新冰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