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树下魂
阿嬷总说，西门町的老榕树不该栽在戏院后巷。民国六十五年那个梅雨季，我第一次听见榕树洞里传来梳头声时，才懂这话里藏着浸了水的阴凉。
那年我十二岁，跟着阿嬷在戏院门口卖锉冰。铁皮车推过石板路时，木轮总在某块青石板上卡一下，阿嬷就会停下来，用红漆掉光的木勺敲敲车沿“慢些走，别惊着人家。”我问“人家”是谁，她却只往巷口那棵三人合抱的老榕树瞥一眼，榕树气根垂在半空，像无数双悬着的手。
七月十五那天，雨下得黏糊糊的。收摊时已近午夜，戏院散场的人群早散了，只剩霓虹灯在雨雾里晕出一片橘红。我抱着铁皮车的扶手往回走，经过榕树时，忽然听见“咔呲、咔嗒”的声响，像是有人用骨梳梳着长发。
“谁在那儿？”我壮着胆子喊。
声响停了。榕树最粗的树洞里，缓缓透出一点胭脂红。我凑过去看，洞里竟坐着个穿月白旗袍的女人，乌黑的头发垂到腰际，手里攥着柄缺了齿的牛角梳。她的脸藏在树影里，只有涂着艳红胭脂的嘴唇露在外面，像刚咬过一口熟樱桃。
“小妹妹，借把梳子。”女人的声音软乎乎的，像浸了蜜的年糕。
我吓得转身就跑，撞进阿嬷怀里。阿嬷手里的煤油灯晃了晃，光刚好照在榕树洞口——那里空荡荡的，只有几片被雨打落的榕树叶。
“你看见她了？”阿嬷的声音发颤，拉着我就往家走，脚步快得像在逃什么。回到家，她从樟木箱底翻出个褪了色的红布包，里面裹着一枚黄铜胭脂扣，扣面上刻着个“芸”字。
“她叫苏芸，民国三十八年那会儿，是这戏院最红的坤角。”阿嬷坐在煤油灯旁，皱纹里积满了往事，“那时候她和一个国民党军官好上了，说好要一起去台湾。军官先走，说在西门町等她，她揣着这枚胭脂扣，一路躲躲藏藏来寻他，却听说军官早就娶了师长的女儿。”
我盯着那枚胭脂扣，忽然想起树洞里女人的嘴唇，心里发毛：“她……她怎么会在榕树下？”
“她就在那棵树下等啊，等了一天又一天，直到梅雨季的最后一天，穿着那件月白旗袍，吊死在榕树上了。”阿嬷把胭脂扣紧紧攥在手里，指节泛白，“后来有人说，每到梅雨季，就能看见她在树洞里梳头，找那个骗了她的人。”
从那天起，我总在收摊时看见苏芸。她不再躲在树洞里，有时靠在戏院的海报墙旁，有时坐在我家铁皮车的台阶上，安安静静地看着来往的人，手里始终攥着那柄缺齿的梳。她从不跟我说话，只有一次，我看见她对着戏院门口的海报发呆——那海报上印着当红女星的脸，眉眼间竟有几分像她。
“她还在等那个军官吗？”我问阿嬷。
阿嬷叹了口气，往榕树方向撒了把米：“等不到了。那个军官前几年死了，就埋在郊外的公墓里。”
八月初的一个傍晚，雨下得特别大。我收摊路过榕树时，看见苏芸站在雨里，旗袍下摆全湿了，贴在腿上。她看见我，忽然朝我走过来，手里的梳子掉在地上，齿缝里缠着几根乌黑的头发。
“小妹妹，你见过他吗？”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脸上终于露出了全貌——一双很大的眼睛，眼尾微微上挑，只是眼白里布满了血丝，像是哭了很久，“他说会在西门町等我，穿军装，戴军帽，手里拿着胭脂扣……”
我想起阿嬷说的话，鼓起勇气说：“他不会来了，他早就死了。”
苏芸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嘴唇上的胭脂像是褪了色。她往后退了几步，撞在榕树上，树皮里突然钻出无数气根，像藤蔓一样缠上她的手臂。“不可能……他说过会等我的……”她的声音越来越小，身体慢慢变得透明，最后化作一缕青烟，钻进了树洞里。
第二天，雨停了。我路过榕树时，看见树洞里放着一枚胭脂扣，正是阿嬷红布包里的那枚——黄铜的表面亮闪闪的，像是刚被人擦拭过。我捡起胭脂扣，发现树洞里还压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着月白旗袍，靠在一个穿军装的男人怀里，笑容灿烂得像晴天的太阳。
阿嬷知道后，把胭脂扣和照片一起埋在了榕树下。那天晚上，我又听见了梳头声，只是这次的声音很轻，像是带着笑意。
后来，西门町拆迁，那棵老榕树被移走了，戏院也改成了商场。我跟着阿嬷搬去了新店，再也没见过苏芸。只是每年梅雨季，我总会想起那个穿月白旗袍的女人，想起她手里的梳子，和那枚刻着“芸”字的胭脂扣。
去年清明，我回西门町扫墓，特意绕到原来的戏院后巷。那里现在是一片停车场，只有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刻着“古榕树遗址”。我蹲下来，轻轻抚摸着石碑，忽然听见身后传来“咔嗒”一声——像是有人用骨梳梳了一下头发。
我回头看，阳光正好，风里飘着榕树叶的清香，什么都没有。但我知道，她终于不用再等了。或许在某个没有雨的午后，她已经找到了那个拿着胭脂扣的人，一起走向了没有梅雨季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