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荒”工程的宏大帷幕刚刚拉开，统筹全局、规划技术路线的重担尚未完全舒展，一个具体而尖锐的难题，便如同隐藏在必经之路上的荆棘，猝不及防地刺破了高涨的士气——“白帝”空天验证机的实体机制造，遭遇了材料学的滑铁卢。
进入实体制造阶段，“白帝”那超越时代的气动布局和结构设计，对材料性能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其主承力框架和部分关键蒙皮，需要一种代号为t-4m的超高强度、高韧性钛合金。这种合金需要在极端温差和剧烈振动下保持稳定，其综合性能指标，远超当前国内航空工业所能批量提供的任何材料。
第七研究所的冶金实验室和几家重点特种冶金厂，集中了最好的设备和人员，按照张彬提供的、基于未来知识优化的理论成分进行试制。然而，一次又一次，冶炼出的钛锭要么内部出现难以控制的杂质偏析，要么在后续的热处理过程中产生微裂纹，或者韧性远达不到要求。实验室级别的合格率尚且低得可怜，工业化稳定量产更是遥不可及。
面对困境，通过官方渠道向苏联方面寻求技术援助成为了一个可能的选项。毕竟，在航空航天领域，苏联拥有当时领先的技术积累。然而，这一次，对方的回应却异常冷淡。
在一次由工业部牵头组织的中苏专家交流会上，当中方代表谨慎地提出关于t-4m合金的技术咨询时，之前对c-73合金成功表示过震惊的伊万诺夫专家，此次却板着脸，用一种近乎程式化的语气回应：
“亲爱的中国同志们，你们所追求的t-4m合金性能指标，非常……具有挑战性。很遗憾，这方面的具体配方和工业化制备工艺，属于我国的高度机密。而且，我必须坦率地说，即使在我们国内的实验室里，类似性能材料的稳定制备，也仍然面临诸多未克服的困难。我们目前的‘技术储备’，无法满足贵方的要求。”
“技术储备不足”，这个委婉的托词背后，是清晰的技术封锁意图。伊万诺夫公事公办的态度，与之前探讨c-73时的热切判若两人。会场气氛瞬间降至冰点。陪同的苏联使馆工作人员也面无表情，显然对此早有默契。
希望落空，压力全部回到了国内攻关团队身上。飞机结构工程师看着设计图上那些因为材料性能不达标而无法加工的关键部件，急得嘴角起泡；冶金专家们对着一次次失败的样品分析报告，愁眉不展。
张彬亲自来到了炼炉车间。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炉前工们汗流浃背地操作着，脸上写满了疲惫与不甘。他拿起一块刚刚失败、内部存在明显缺陷的t-4m试锭，又接过金相分析师递来的、在显微镜下布满瑕疵的组织结构照片。
他没有责怪任何人，而是将自己关进了实验室旁边的分析室。他调动了【微观材料结构分析】的全部知识，结合对现有失败样品极其详尽的检测数据，开始在脑海中构建t-4m合金从熔炼、铸造到热处理的整个物理化学过程模型。
同时，他让人找来了之前通过非核心渠道获得的、几块苏联生产的、性能略低于t-4m要求的次等级别钛合金样品。这些样品本身无法直接使用，但其微观结构中，或许隐藏着对方工艺路线的蛛丝马迹。
在高倍电子显微镜和x射线衍射仪的数据支持下，张彬的感知深入到原子的尺度。他对比着己方失败样品与苏联次等样品在晶界形态、析出相分布、位错密度等方面的细微差异，逆向推演着对方可能采用的熔炼温度控制、冷却速率、以及变形强化和时效强化的具体参数。
这是一个极其繁复且需要极强想象力和理论功底的过程。他往往在仪器前一站就是数个小时，眼中只有那些常人无法理解的图谱和数据，脑海中则在进行着高速的模拟计算和逻辑推演。
几天后，就在攻关团队因连续失败而士气低落时，张彬走出了分析室，手中拿着一份写满了新工艺参数的文件。他召集了冶金专家和车间负责人。
“调整真空自耗电弧炉的熔炼电流曲线，在精炼阶段采用脉冲式过热。”他指着文件上的数据，“铸造模具的预热温度提高50度，冷却时采用阶梯式强风冷却，重点控制1000度到800度区间的冷却速度。后续的热机械处理，变形量增加百分之十五，并在第一次时效处理后，增加一道中间退火……”
他提出了一整套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更加复杂和精细的制备工艺流程。这些参数，正是他结合理论知识与对苏联样品反向推导后，得出的最可能逼近t-4m性能指标的路径。
专家们看着这份大胆的新方案，将信将疑，但此刻已别无选择，只能全力一试。
就在新的试验紧锣密鼓准备时，一位与伊万诺夫私交尚可的中方翻译，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听到伊万诺夫望着车间方向，用俄语低声对身边的苏联同事感叹，语气复杂：
“这些中国人……他们想要的东西，跃进的步子太大了。那t-4m，说实话，就算在我们莫斯科的实验室里，也还没完全搞明白怎么稳定地造出来呢。他们这简直是在……”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完，只是摇了摇头。
这句无意的感叹被迅速汇报给张彬。他闻言，目光变得更加沉静。伊万诺夫的话，并未让他气馁，反而印证了他的判断——t-4m合金的制备，确实是一条连技术领先者都尚未完全征服的前沿路径。
这不仅仅是一次材料攻关，更是一场在无人区进行的探险。而他，必须带领团队，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率先找到那条通往终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