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谁都不容易，表现的大方了反而容易引起质疑声音。
叶卫东的空间里，可是能瞬间蒸成大白面馒头的。
每到吃饭的点儿，去外面走一圈拿出来，吃到嘴里还是热乎的，别人也会以为市局给的福利待遇。
回到侦查科所在的小会议室，市局刑警队的四人他居然认识两个。
除了霍强，还有一位叫做康伟成的，也是三个月前认识的。
“你们王大队长提出来的馊主意吧？那家伙就知道祸害我！”
叶卫东该抱怨还得抱怨，这是一种态度，而不是精神状态。
霍强乐道：“我们王队对你们昨天破获的大案要案，可是眼馋坏了，昨晚就递交了申请，自己想过来呢！”
“结果被贺局长大骂了一顿，说他是不务正业，光想着投机取巧！”康伟成一旁帮腔。
贺局长就是市局的一把手，还兼任着四九城的副市长呢，不过一般情况下很少出现在办案的第一线。
“头儿，今天我们去哪儿？”张九林问道。
“东四南、北大街，那里毗邻王府井商圈、朝阳门商圈和隆福寺商圈，是这三处商业区的交汇处。”
“我们这组的重点是那些国营信托商行，二组去东四十字路口四座牌楼以及周边；”
“三组是书店和那些老字号和老店铺，重点关注一下杂粮店和附近胡同；”
“新来的同志两人补充一组，两人去另外两组。记得各组随时有人在三个小组之间串联，步话机尽量避免使用，除非遇到紧急情况！”
叶卫东的任务布置向来是简单明了，干脆利落，三言两语就解决了。
他也不会说些相互激励的话，都是成年人了，有些人比他的年龄还大。
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的出错机会，再犯就会直接换人。
他的这种做事风格也延续到了日常教学当中，所以大家早就习惯了严格律己，不敢放松。
尽管叶卫东有外挂，可在上街巡查半天后，也毫无所获。
他心里头并不着急，知道最近的风声很近，很多敌特分子或者闻风收敛起来，或者选择了晚上出行。
再加上不断有潜伏人员被挖出来，目前已经让此类份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些借此机会深遁不出也不奇怪。
在临近中午的时候，在一家信托商行，叶卫东盯上了一个人。
此人六十多岁的样子，看外表就是装束不凡。
上身一件质地精良的灰色缎子面半衫，里衬雪白的汗衫，下身也是缎子面的便裤，脚蹬福联升千层底。
这副模样，任谁看了都能一眼认出此人的前清遗老身份。
可在叶卫东的眼里，他的头顶红色，已经把这个人的底牌暴露无遗：
关博古，男，六十岁，慈允堂药铺私方经理，潜伏特务，原光头党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上校督察，早在日伪时期就长期潜伏，因“天火”行动被激活！
这可是条大鱼，叶卫东不动声色的眼神指示向王平昌，盯住已经走到一楼的那个老头。
他则带着霍强找到了信托商行的私方经理，但并没有亮明身份：
“刚才那位老爷子气度不凡，而且看着就很面善！”
那位中年经理一口的京片子：
“附近几条街谁不认识关老爷子，慈允堂药铺的老掌柜！这不又逢五、十寿辰施药年，今儿个是来商量施善日的确认。往年每隔五年十年，人家慈允堂都会挑个邻里店铺共同认可的日子......”
这位私方经理显然极为善谈，再加上叶卫东的一支带过滤嘴的香烟敬上，话匣子更是一下打开了。
原来慈允堂药铺是一家百年老字号中药铺子，在整个东城区都颇具名气。
但规模不算大，也就三个门脸儿。
旧时的中药店铺，每家都有自己秘而不宣的独门绝技。
有的擅长炮制药材，有的精于制作专治跌打损伤的丹丸，有的则以消除诸般热毒所引发的咽喉肿痛、面目赤红、牙龈炎症等知名。
“慈允堂”最擅长的就是后一种。
该店常年自制一种药丸，专治上火引发的种种内外肿痛，名唤“清热解毒丹”。
这家老字号中药铺子，就是以此丹药在业界扬名立腕儿的。
之前那人姓关，名博古，满族人，这年六十挂零。
在五六十年代，这个年龄也算得上踩在高寿殿堂的门槛上了，所以认识的人均称其为“关老爷子”。
其祖上是前清武将，立过战功，封过四品兵备道，用现在的话说，也算是步入高干队伍了。
不过，到关老爷子这一代，关家在官场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了，整个家族再没出一个当官的。
好在还有慈允堂这个老药铺，才勉强撑得起关家偌大家业的延续。
兴旺发达是算不上了，维持全家族几十号人的生计，还是没太大问题的。
按照药铺创始人、关家曾高祖定下的规矩，“慈允堂”历代掌柜的但凡逢五逢十寿辰，都须向社会作出一点儿贡献——免费施药。
这也是旧时中药行业的规矩，当然不一定非得老板寿辰才搞慈善施舍。
通常冬施姜汤夏施茶的慈善行为，乃是每家药店的必做功课。
有长疮流脓的乞丐登门讨个膏药，那也是必须要给的。
“慈允堂”逢老板五、十寿辰施的药，那可不是凡品，人家是把祖传招牌产品“清热解毒丹”拿出来免费赠送的。
这个规矩立了将近百年，这家药铺每次施舍都是做得从容圆满。
这是由于以往前来领取免费药物的，大都是正患着热毒之症需要这种成药、却又拿不出钞票购买的劳苦大众。
因此每次的人数都有限，而且领受之后对“慈允堂”感激不尽。
尽管没有哪个衙门颁布过规定，老百姓的觉悟也不高，但都严守一条规矩：没有患病或者自己能负担医药费的人，绝不趁机混进来领一份药。
可是，如今的情况有些不同。
新华国成立后，人们的觉悟提高了，知道“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
于是对资本家的看法就有了改变，随之对“慈允堂”施舍之举的观点也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