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香港，遭了半个世纪最狠的旱灾。
从上年秋冬到开春，天上没掉过一滴雨，新界的水库干得露了底，裂纹能塞进手指。港府急推“七天一水”制水令，市民每周就一天能领水，桶桶罐罐抢得头破血流。
洋行攥着水务署的权，把仅有的水全往太古、怡和的工厂送，华资厂子只分到一成配额，机器转不动。几十万家庭渴得熬不住，空气干得能拧出火星，民生和工业全陷在绝境里，喘不过气。
1962年三月十二日，晨，九龙深水埗徙置区。
天刚亮，晨雾裹着灰蒙的光，铁皮屋顶泛着死气沉沉的惨白，摸上去硌手的凉。
阿梅搂着五岁的阿宝，站在蛇形长队里，队伍从街头水龙头绕到巷尾，像条没力气的长蛇，趴在龟裂的泥地上。
空气里飘着馊水的酸腐味，混着人身上的汗臭，还有呛得喉咙发紧的干土气。
“妈，喉咙疼……”阿宝的声音哑得像破锣，嘴唇裂着几道血口子，小手死死抓着阿梅的衣角，指节泛白。
阿梅没说话，指尖蹭了蹭阿宝干裂的嘴唇，粗糙的掌心蹭得孩子疼得瑟缩了一下。她把儿子往怀里又紧了紧，眼睛死死盯着前头的水龙头，不敢移开半分。
两个穿蓝衣的差人站在龙头旁，警棍在掌心拍得“啪啪”响，唾沫星子溅在地上：“快滴啦！一人一桶，多贪一滴，直接没收！”
吆喝声刚落，不远处突然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嚎。
头发花白的阿婆，佝偻得像只虾米，手里的木桶没端稳，半桶水“哗啦”洒在地上，渗进泥缝里，瞬间没了影。
差人抬脚就踹在木桶上，空桶滚出老远，发出“哐当哐当”的响：“老不死的！浪费水！活够了是吧？”
阿婆扑在地上，枯瘦的手使劲抠着带水的泥土，指甲缝里全是泥，哭声像被掐住喉咙的老猫，听得人心里发紧。
人群一阵骚动，有人想上前，却被差人瞪了回去，只能低下头，眼底藏着怒火，又透着无奈，很快就蔫了下去，只剩压抑的啜泣声。
“交水费时催得比鬼还急，制水就专坑我们这些穷人！”身后的陈婶咬着牙，牙根都快咬碎了，声音压得极低，怕被差人听见。
她抬手抹了把眼角，红着眼眶：“我家三天没开火了，娃饿到直哭，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
前头茶餐厅的伙计阿强，眼下挂着厚厚的青黑，抬手抹了把脸，眼底的红血丝藏不住，苦笑着叹气：“老板娘今早把铺头关了，没水冲茶，没水洗菜，开张也是赔本。我这个月的工钱，怕是要泡汤了。”
忽然，队伍前头“轰隆”一声炸了锅。
一个赤膊壮汉，浑身晒得黝黑，胳膊上全是肌肉，猛地往前挤，把前头的老人撞得一个趔趄，手里的空桶“哐当”砸在地上。
“你他妈敢挤队？”被撞的男人骂了一句，伸手就推了壮汉一把。
壮汉回身就一拳砸过去，两人扭打在一起，拳头砸在肉上的闷响，听得人头皮发麻。
周围的人也乱了，有的劝架，有的趁机往前挤，差人挥着警棍乱打，惨叫声、女人的尖叫，一下子刺破了晨雾。
阿梅心里一紧，猛地转过身，把阿宝的脸死死按在自己怀里，后背绷得笔直，身体控制不住地发抖。
为了几口活命的水，邻里成仇，拳脚相向，这场景在深水埗，已经上演了一次又一次。
同一时间，东兴牛奶国际的一个配送点外。
正午的太阳毒得厉害，晒得地面发烫，白色的送奶车被几十个街坊围得严严实实，铁皮车厢被拍得“砰砰”响，震得车窗都在颤。
码头苦力李伯，浑身是汗，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枯瘦的手扒着车门，嗓子哑得快说不出话，近乎哀求：“后生仔，求你给滴水！我孙发高烧，烧得迷糊，药吞不下去，快渴死了！”
送奶工阿成，二十出头的年纪，额头上全是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浸湿了衣领。他扒着车门，急得满头大汗，不停解释：“阿伯，真的冇水！车上全是今日要送的鲜奶，一滴多余的水都冇！公司规矩严，我私拿水，会被开除的！”
“规矩！规矩能当饭吃？能救命吗？”一个抱着婴儿的妇人，突然尖声哭喊起来，声音刺耳。
她怀里的婴儿，小脸憋得通红，小嘴张着，却哭不出多少声音，嘴唇干得起了皮，看着就让人心疼。
人群瞬间被点燃，一个个往前挤，伸手往车里扒拉，车厢被晃得快要翻倒，车身的油漆都被刮掉了好几块。
阿成看着婴儿蔫蔫的小脸，心里一揪，咬了咬牙，猛地拉开车门跳下去，弯腰从驾驶座底下拽出自己的军用水壶——那是他留着今天一天喝的水，还剩大半壶。
他几乎是粗暴地塞进李伯手里，声音发哑：“阿伯，先救细路哥！”
人群瞬间静了一秒，随即更疯狂地涌上来，无数双手伸过来，抓扯着阿成的衣服、胳膊，哭喊声、哀求声、咒骂声，搅成一团。
阿成被挤得喘不过气，胸口发闷，眼看就要被推倒在地。
幸亏两个穿振卫学堂工装的校工大哥，力气大，挤了进来，用自己的后背护住阿成，硬生生从人堆里把他拖了出来。
送奶车趁机发动，仓皇驶离，车身上留下几道深深的划痕，格外触目惊心。
阿成坐在副驾驶上，手抖得厉害，胸口还在不停起伏，额头的冷汗混着灰尘，流进眼里，涩得他睁不开眼。
他想起入职第一天，主管在台上说：“我们牛奶国际，是东兴集团的良心，要好好服务街坊，诚信为本。”
可刚才那一幕，一壶水的无力感，让这句口号，显得格外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