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五月中,香港的雨季渐歇。
阳光像淬了金的碎玉,砸在维多利亚港的海面上,波光粼粼晃得人眼晕。货轮的汽笛声此起彼伏,码头工人的吆喝声混着咸涩海风,漫过沿岸的铁皮屋和洋行大楼。
这一年,香港人口刚破三百万,木屋寮屋挤在山边巷尾,一半人还在为三餐发愁。而航运命脉,却被怡和、太古等英资财团死死攥在手里,华商连像样的泊位都租不到。
廖创兴银号的挤提风波平息已逾一周。
中环茶餐厅里,铝制搪瓷杯碰撞作响,人们仍在津津乐道陈东的壮举——“五百万现金沿街亮相,硬生生砸破谣言”。
东兴的声望,一时无两。
可东兴大厦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却静得能听见呼吸。
红木办公桌被阳光切出明暗交界线,米黄色的电报纸摊在亮处,边缘被陈东的指尖捏得发皱。加密电文极短,每个字都像冰碴子:
“怡和、太古联合施压,欧洲汉堡、鹿特丹港押后我司货轮顺位。奶粉供应商提价15%,需全款预付,否则断供。”
陈东指尖轻轻敲击桌面,节奏忽快忽慢。
指腹摩挲着电报纸上“怡和”二字,他眼底掠过一丝冷峭。
上周金融狙击失利,这周就卡供应链,凯瑟克家族的手段,果然阴狠到骨子里。
他抬头望向墙上的世界航运图。
代表东兴的红色线条,在远东和东南亚织成密网——从香港到新加坡,从马尼拉到曼谷,每一条都承载着塑料花、成衣与日用品,是东兴的命脉。
可一到欧洲西海岸,红线骤然稀疏,像被剪刀剪断的丝线,脆弱得不堪一击。
“董事长!”
周海生推门而入,西装袖口被攥得发紧,手心的汗把衬衫黏在后背。他快步走到桌前,声音压得极低,却藏不住怒火:
“这根本不是舱位不足!”
“码头老陈偷偷报信,怡和的‘伊丽莎白号’明明有空泊位,硬把我们装奶粉的货轮赶到外海锚地!”
陈东没应声,起身走到落地窗前。
阳光斜斜打在他侧脸,一半亮得刺眼,一半沉在阴影里。
他俯瞰着脚下的港区:东兴的货轮挤在简陋的浅水泊位,工人们赤着臂膀,像蚂蚁般穿梭装卸;而远处深水港,怡和的巨轮稳稳停靠,白色船身在阳光下晃眼——那是能直航欧洲的万吨级货轮,装卸效率是东兴船的三倍。
这种受制于人感,像一根细刺,扎了他好久。
他摸了摸手里的劳氏手表,铁质边缘早已磨得光滑。
如今东兴的生意做遍南洋,可在英资垄断的航运体系面前,依旧是任人拿捏的配角。
“董事长,要不……服个软?”周海生的声音低了些,带着一丝犹豫,“跟怡和谈条件,哪怕让点利……”
“服软?”
陈东转过身,目光锐利如刀,指尖重重戳在电报纸上,力道重得几乎要戳破:
“他们要的不是利,是让东兴永远当二等公民!”
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影。
他忽然想起林静薇晚餐时说的话,屈臣氏想引进法国娇兰香水,代理商始终暧昧——“远东航线损耗高,英资船公司不配合,我们也没办法”。
又想起牛奶公司经理的抱怨,欧洲乳品设备拖了半年没到货,对方还嘲讽“华人等得起”。
这些零散的烦恼,此刻全串成了死结。
没有自主远洋航线,东兴的消费帝国再大,也只是个被扼住咽喉的巨人。
陈东走到世界地图前,拿起黄铜指示棒,重重敲在欧洲西海岸:
“海生,通知下去,一小时后开最高决策会。”
“议题只有一个——启动‘深蓝计划’。”
他的声音斩钉截铁:
“我们自己去欧洲订船,自己开航线,端了怡和的老巢!”
周海生猛地抬头,眼里的犹豫瞬间被狂喜取代。他攥紧的拳头松开又握紧,转身时差点撞上门框。
阳光从他身后涌入,照亮了办公室里悬浮的尘埃,也照亮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