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五月中，香港的雨季渐歇。
阳光像淬了金的碎玉，砸在维多利亚港的海面上，波光粼粼晃得人眼晕。货轮的汽笛声此起彼伏，码头工人的吆喝声混着咸涩海风，漫过沿岸的铁皮屋和洋行大楼。
这一年，香港人口刚破三百万，木屋寮屋挤在山边巷尾，一半人还在为三餐发愁。而航运命脉，却被怡和、太古等英资财团死死攥在手里，华商连像样的泊位都租不到。
廖创兴银号的挤提风波平息已逾一周。
中环茶餐厅里，铝制搪瓷杯碰撞作响，人们仍在津津乐道陈东的壮举——“五百万现金沿街亮相，硬生生砸破谣言”。
东兴的声望，一时无两。
可东兴大厦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却静得能听见呼吸。
红木办公桌被阳光切出明暗交界线，米黄色的电报纸摊在亮处，边缘被陈东的指尖捏得发皱。加密电文极短，每个字都像冰碴子：
“怡和、太古联合施压，欧洲汉堡、鹿特丹港押后我司货轮顺位。奶粉供应商提价15%，需全款预付，否则断供。”
陈东指尖轻轻敲击桌面，节奏忽快忽慢。
指腹摩挲着电报纸上“怡和”二字，他眼底掠过一丝冷峭。
上周金融狙击失利，这周就卡供应链，凯瑟克家族的手段，果然阴狠到骨子里。
他抬头望向墙上的世界航运图。
代表东兴的红色线条，在远东和东南亚织成密网——从香港到新加坡，从马尼拉到曼谷，每一条都承载着塑料花、成衣与日用品，是东兴的命脉。
可一到欧洲西海岸，红线骤然稀疏，像被剪刀剪断的丝线，脆弱得不堪一击。
“董事长！”
周海生推门而入，西装袖口被攥得发紧，手心的汗把衬衫黏在后背。他快步走到桌前，声音压得极低，却藏不住怒火：
“这根本不是舱位不足！”
“码头老陈偷偷报信，怡和的‘伊丽莎白号’明明有空泊位，硬把我们装奶粉的货轮赶到外海锚地！”
陈东没应声，起身走到落地窗前。
阳光斜斜打在他侧脸，一半亮得刺眼，一半沉在阴影里。
他俯瞰着脚下的港区：东兴的货轮挤在简陋的浅水泊位，工人们赤着臂膀，像蚂蚁般穿梭装卸；而远处深水港，怡和的巨轮稳稳停靠，白色船身在阳光下晃眼——那是能直航欧洲的万吨级货轮，装卸效率是东兴船的三倍。
这种受制于人感，像一根细刺，扎了他好久。
他摸了摸手里的劳氏手表，铁质边缘早已磨得光滑。
如今东兴的生意做遍南洋，可在英资垄断的航运体系面前，依旧是任人拿捏的配角。
“董事长，要不……服个软？”周海生的声音低了些，带着一丝犹豫，“跟怡和谈条件，哪怕让点利……”
“服软？”
陈东转过身，目光锐利如刀，指尖重重戳在电报纸上，力道重得几乎要戳破：
“他们要的不是利，是让东兴永远当二等公民！”
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影。
他忽然想起林静薇晚餐时说的话，屈臣氏想引进法国娇兰香水，代理商始终暧昧——“远东航线损耗高，英资船公司不配合，我们也没办法”。
又想起牛奶公司经理的抱怨，欧洲乳品设备拖了半年没到货，对方还嘲讽“华人等得起”。
这些零散的烦恼，此刻全串成了死结。
没有自主远洋航线，东兴的消费帝国再大，也只是个被扼住咽喉的巨人。
陈东走到世界地图前，拿起黄铜指示棒，重重敲在欧洲西海岸：
“海生，通知下去，一小时后开最高决策会。”
“议题只有一个——启动‘深蓝计划’。”
他的声音斩钉截铁：
“我们自己去欧洲订船，自己开航线，端了怡和的老巢！”
周海生猛地抬头，眼里的犹豫瞬间被狂喜取代。他攥紧的拳头松开又握紧，转身时差点撞上门框。
阳光从他身后涌入，照亮了办公室里悬浮的尘埃，也照亮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