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云飞在初步肃清匪患、安定社会秩序后，点燃的第二把火——一场旨在恢复生产、与民休养、争取民心的“温和版”土地改革。这把火，关乎根基，牵动人心，其难度和风险，丝毫不亚于军事清剿。
防区巡礼的惨状历历在目。楚云飞深知，匪患的根源在于赤贫，而赤贫的根源，十之八九在于土地。晋西北地瘠民贫，土地兼并却异常严重。大部分良田集中在少数地主、豪强手中，如已被镇压的刘寿山之流。广大农民或为佃户，承受着高达五六成甚至七成的沉重地租，辛苦一年，所剩无几，遇上天灾人祸，便只能借高利贷，最终卖儿鬻女，家破人亡；或为贫农，守着几分薄田，产出微薄，难以为继。这种极度的不公和绝望，是滋生土匪和动荡的温床。不安抚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任何统治都如同沙上筑塔。
然而，楚云飞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下环境，推行激进的土地革命（如打土豪、分田地）无异于自取灭亡。这不仅会立刻激起境内残余地主豪强的拼死反抗，更会触怒阎锡山以及整个北方军阀地主阶层的敏感神经，使他瞬间成为众矢之的。他必须找到一条既能缓解尖锐矛盾、争取底层民心，又不至于过早挑战现有土地制度底线、引发剧烈动荡的中间道路。
“楚氏土改”三策：改良而非革命
经过与方立功、几位读过些新书、了解些南方农运情况的年轻参谋，甚至私下请教了两位本地开明士绅后，楚云飞制定并强力推行了一套被称为“休养民生、鼓励垦殖”的温和改革方案，核心有三：
1. 限租减息（核心举措）：
楚云飞以“剿匪司令”和兼管民政的名义，颁布《晋西北三县租佃条例》，明确规定：
“二五减租”： 强制规定地主收取的地租，一律在原有基础上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即“二五减租”）。例如，原本交五斗租的，现在只交三斗七升五。这是对农民最直接、最实在的让步。
“减息保本”： 严厉禁止“驴打滚”式的高利贷，规定民间借贷年息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对以往债务，利息超过本金的，一律停利还本，利息超过本金两倍的，本利停付。此举旨在减轻农民债务负担，避免其因债破产。
保障佃权： 规定地主不得随意撤佃，如无特殊原因（如佃户严重怠耕），租约到期应优先续租给原佃户，稳定农民预期。
此令一出，底层农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称楚司令为“活菩萨”。但地主乡绅阶层则一片哗然，暗中抵制、阳奉阴违者大有人在。
针对地少人多的矛盾，楚云飞下令：
谁垦谁有： 公告防区内所有无主荒山、荒地，鼓励农民（尤其是退伍安置的士兵和安置的流民）开垦，垦熟之地，三年内免征粮税，并发给地契，承认其所有权。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开发边际土地的积极性。
设立“农贷所”： 从剿匪缴获、罚没款及省府拨付的有限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设立官方的“农民借贷所”，以远低于高利贷的利息，向贫苦农民提供购买种子、农具、牲畜的小额贷款，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楚云飞深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他利用农闲时节，以“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农民兴修小型塘坝、水渠，抗旱防涝。同时，设法从太原农事试验场引进少量耐寒耐旱的优良黍、豆种子，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小范围推广，以期提高单产。
改革绝非一帆风顺。减租令遭遇了巨大阻力。一些大地主联合起来，软磨硬抗，或暗中威胁佃户不得减租，或谎报灾情要求缓减。甚至有乡绅联名向阎锡山告状，污蔑楚云飞“勾结赤匪，煽动佃户抗租，图谋不轨”。
面对阻力，楚云飞展现了强硬的手腕和灵活的策略。
在河曲县，一个与省城官员有姻亲关系的大地主公然抗命，殴打下乡宣传政策的政工人员。楚云飞毫不留情，立即派兵将其拘拿，召开公审大会，以其“抗命毁法、殴辱公务”的罪名，当众杖责，并罚没部分田产充作农贷基金。此举极大震慑了观望和抵制的乡绅。
同时，楚云飞也注重拉拢那些愿意合作的开明地主。他亲自宴请几位率先响应减租的地主，给予“模范乡绅”称号，并在政策上给予一定倾斜（如优先承包一些小型工程）。他还向阎锡山呈送详细报告，说明减租是为了“安抚流亡、恢复生产、增加税基”，是“乱世安民之策，绝非赤化”，并附上开明士绅的支持信，成功化解了上层的疑虑。
在基层，楚云飞授意政工人员，暗中引导农民按村、按堡成立“佃户互助会”或“垦荒合作社”，团结起来，共同与地主谈判租额，抵御欺压，这实际上是农会的雏形，极大地增强了农民的话语权。
尽管阻力重重，但在楚云飞的强力推动和底层农民的拥护下，这套温和的土改政策还是逐渐推行开来。到了秋收时节，效果初步显现：许多佃户家中第一次有了余粮，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新垦的荒地上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小型水利设施在当年的秋旱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缓和，百姓对楚云飞政权的认同感空前提高，兵源和税源也变得更加稳定。
更重要的是，这次改革，让楚云飞深刻体会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他意识到，只有让老百姓吃饱饭、有盼头，才能获得最坚实的支持，才能拥有持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