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东办公室里的空气，因为最后那句话而变得有些沉重。
那本制作精美的《云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果汇编》还放在苏正的膝上，彩色的图表和翔实的数据，与赵卫东那句轻描淡写的“到现在，连个回访电话都没有”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一个市委书记，在自家院里，车窗被砸，报警后石沉大海。
这本身，就是比任何报告都更有说服力的报告。
苏正的指尖在那光滑的铜版纸上轻轻划过，纸张上印着公安局长王建国的标准照，笑容可掬，眼神自信。他没有立刻表态，只是将报告轻轻合上，放回茶几。
“市委家属院的安防力量，确实需要加强了。”苏正说。
赵卫东看了他一眼，没再继续这个话题，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像是真的在为自己那扇破了的车窗而烦恼。
但两个人都心知肚明，这已经不是一扇车窗的问题。
从书记办公室出来，苏正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办公室。他站在走廊的窗边，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
云州，这座正在高速发展的城市，表面上看，一切都井然有序。但赵卫东的车窗，就像一块被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他心里漾开了一圈圈的涟漪。
他想起了那份报告里，那个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的破案率。这个数字，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凤毛麟角，足以作为典型经验推广。
可一个连市委书记的案子都懒得回访的公安系统，是如何创造出这种“奇迹”的？
答案只有一个：数字是假的。或者说，数字是真的，但构成数字的案件，是经过精心筛选的。
那些琐碎的、难啃的、影响“破案率”这个关键绩效指标的案子，从一开始，就被用各种方法，挡在了立案的门槛之外。
“领导干部群体性癔症”刚刚平息，难道云州的百姓，也患上了“社会治安群体性幻觉”？觉得治安很好，好到连案子都懒得报了？
这显然不可能。
唯一的解释是，不是不想报，而是报了也没用，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某种绝望的默契。
当晚，苏正没有让司机送，自己换上了一身普通的休闲装，打车去了城西。
城西是云州的老城区，这里没有东部新城那些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和宽阔的马路，多的是狭窄的巷道、拥挤的筒子楼和充满了烟火气的夜市。
夜市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卖小吃的摊位热气腾腾，似乎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苏正缓步走着，像一个普通的游客，眼神却在不动声色地观察着。
他看到，几乎每一个摊位的摊主，腰间都挂着一个厚实的腰包，并且时刻用手护着。卖手机贴膜的小伙子，他的工具箱上挂了三把大小不一的锁。路边的店铺，即便是还在营业的，也都拉下了一半的卷帘门，仿佛随时准备打烊。
人们的脸上虽然有说有笑，但那份警惕，像一层看不见的薄膜，笼罩在每个人的身上。
这是一种长期缺乏安全感，而形成的本能。
苏正走进一家还在营业的杂货店，店面不大，货架拥挤，老板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正靠在椅子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瞌睡。
“老板，来包烟。”苏正说道。
老板睁开眼，打量了他一下，起身从货架上拿了烟。
“小伙子，看着面生啊，来这边玩的？”老板一边找钱一边随口问道。
“是啊，随便逛逛，这里挺热闹。”苏正接过烟和零钱，没有马上离开，“老板，你们这生意好，开到这么晚，安全方面没问题吧？”
听到“安全”两个字，老板的表情明显变了一下，他撇了撇嘴，把钱扔进抽屉里，重新坐回椅子上。
“安全？这里哪有什么安全。”他自嘲地笑了一声，“睁着眼睛的时候，靠自己。闭上眼睛的时候，靠运气。”
“没那么夸张吧？我看这附近就有个警务亭。”苏正指了指不远处那个闪着红蓝灯光的小亭子。
“警务亭？”老板嗤笑一声，声音里满是过来人的不屑，“那是摆设，给上面领导检查的时候看的。真出事了，你喊破喉咙也没人理你。上个月，我隔壁那家烧烤店，老板娘就跟我眼前，手机被个骑摩托的小子抢了。老板娘去报案，你猜人家怎么说？”
老板学着一种不耐烦的腔调：“手机多少钱买的？用多久了？有没有发票？折旧算下来也就几百块，构不成刑事案件，我们给你备个案，你回去等消息吧。”
他摊了摊手：“等消息，等到现在，连个响儿都没有。后来我们才知道，人家派出所每个月有指标，这种小偷小摸的案子，报上去一个，就拉低一个点的破案率。破案率跟他们的奖金、评优挂钩。你说，他们是愿意帮你找手机，还是愿意保住自己的奖金？”
这番话，比任何数据都更真实，更刺骨。
苏正沉默了。他终于明白了那个百分之九十八的破案率是怎么来的了。
只要不立案，就不存在破不了的案。
只要把所有可能破不了的案子都挡在门外，剩下的案子，自然百分之百能破。
这和安监局的张建社，玩的是同一个把戏。一个玩的是人命，一个玩的，是百姓的安宁。
“所以啊，小伙子，你晚上在这里逛，手机钱包都放好了。丢了，就当是给云州的Gdp做贡献了。”老板打了个哈欠，似乎不想再多说，把注意力重新放回了电视上。
苏正走出杂货店，夜市的喧嚣依旧，但听在他耳朵里，却多了一丝虚假的讽刺。
他抬头望向那座闪烁的警务亭，灯光依旧，却像一只空洞的、不会眨动的眼睛，漠然地注视着这片被“数据”抛弃的土地。
在回去的路上，苏正又看到了几处让他眉头紧锁的景象。
一条小巷的墙壁上，用红漆赫然喷涂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字样，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和一个被划掉的人名。不远处，几个文着身的青年，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眼神不善地扫视着每一个路过的单身女性。
这就是《成果汇编》里那个“刑事案件发生率同比下降百分之三十”的云州？
这哪里是下降，这分明是犯罪行为的“日常化”和“无害化”。当抢劫、盗窃、恐吓、勒索，都因为“构不成案”而被默许时，它们就不再是统计报表上的数字，而是融入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像空气里的尘埃，你不得不呼吸，还得假装它不存在。
回到公寓，苏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城市的夜景璀璨夺目。
他没有开灯，只是任由自己站在黑暗里。
那份《成果汇编》的内容，在他脑海里一页页地翻过。一张张“警民鱼水情”的照片，一个个“先进个人”的笑脸，此刻看来，都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默剧。
公安局长王建国，他需要这份漂亮的成绩单，去敲开更高一级的大门。
而市委书记赵卫东，他需要苏正，去戳破这个随时可能引爆的脓包，在他被这份“亮眼政绩”彻底绑架之前。
苏正转身，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了那支沉甸甸的英雄钢笔。
笔杆上那条盘踞的金龙浮雕，在窗外透进的微光下，麟甲闪烁，仿佛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
他知道，又到了这支笔该工作的时候了。
但这一次，他没有立刻去写什么报告。
对付张建社，他只需要一份“零事故”的报告作为引子。但对付王建国，仅仅一份虚假的《成果汇编》还不够。
他需要更直接，更确凿，更能引爆所有矛盾的证据。
他拿起手机，翻到一个许久没有联系过的号码。
号码的备注很简单，只有一个字——“猴子”。
这是他在清源县时认识的一个社会青年，脑子活络，路子野，三教九流无所不识。后来苏正离开清源县，便断了联系。
他拨通了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传来一阵嘈杂的音乐声和一个睡眼惺忪、带着几分警惕的声音。
“谁啊？”
“是我，苏正。”
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嘈杂的音乐声也消失了，猴子的声音变得结结巴巴，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激动。
“苏……苏哥？真的是您？您……您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有点事，想请你帮忙。”苏正的声音很平静。
“苏哥您说！上刀山下火海，您一句话的事！”猴子拍着胸脯保证。
苏正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缓缓说道：“帮我找几个人，云州的。要那种……因为各种原因，报案没被受理，或者案子一直没下文，心里有怨气，又不敢闹事的人。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