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火车轰鸣着驶过原野，这是一辆从北京开往济南的专列。
列车中部有一节装饰考究的豪华包厢。包厢里坐着三个人，正是准备去济南拜访周辰的朝鲜代表团成员：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临时政府外务总长赵素昂，临时政府内务总长朴宪永。
朴宪永年纪最轻，性子也最急：“北京那些人的嘴脸，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喝着茶，说的话却比刀子还冷。
什么‘历史法理需与现实结合’、‘新兴政权需认清自身定位’、‘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朝鲜保持中立非军事化’……全是冠冕堂皇的套话！核心就一个：要我们自废武功！”
赵素昂也补充道：“不止是外交部那些人，我们私下接触过的几位红党人士，态度更值得玩味。他们话里话外，强调的是‘阶级纯洁性’和‘革命队伍的纯粹’。
言下之意，我们这些在国外流亡多年、与各方势力都有牵扯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并非他们理想的合作对象。
他们更倾向于那些在东北奋战过的根正苗红的……同志。”
“金二成！”朴宪永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名字，“他们想扶他上去！我们在北京就听到了风声，他们已经在接触了。那些红党人士看我们的眼神，就像在看一群迟早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旧人物。”
金九一直沉默地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这时才缓缓转过头，“愤怒解决不了问题，宪永。他们的态度不友善，早在意料之中。一个手握强兵的新兴大国，看待我们这样流亡求援的团体，怎么可能平等视之？他们提条件，是必然的。区别只在于条件的内容，和最终谁说了算。”
“白凡兄的意思是？”赵素昂倾身问道。
“北京，是程序，也是各方势力角力的地方。外交部有外交部的考量，红党有红党的路线。但他们，都不是能最终拍板的人。真正能决定朝鲜将来命运的，不在北京的宴会上，而是济南的军营里。”
“您是说……周辰？”朴宪永眼中闪过一丝光亮，随即又黯淡下去，“可我们连他的面都还没见到。他会比北京那些人更好说话吗？先锋军的做派，向来以强硬闻名。”
“不好说，但他至少是真正能拍板说了算的人。和他谈，至少不必面对北京那种互相推诿、各怀鬼胎的局面。这既是危险，也是机会。”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他们最大的隐忧——金二成。
“必须弄清楚周辰对金二成的真实态度，如果周辰和北京的红党想法一致，认为金二成那样背景的干部更可靠，那我们的处境就极其危险了。我们所有的声望和法理，在枪杆子面前不堪一击。”
朴宪永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那就不能坐以待毙。回到朝鲜，我们的支持者还有不少，尤其是在一些老派人物和部分军队旧部中。如果能……如果能提前清除这个威胁……”
车厢猛地晃动了一下，桌上的茶水溅出几滴。金九伸出苍老的手指，抹去那点水渍。
“暗杀？”金九抬起眼，目光如古井般深不见底，“先不说成功的可能性有多低，一旦失败，或者留下任何把柄，我们将立刻成为整个中国方面，必须铲除的‘麻烦制造者’和‘阴谋家’。届时，我们将失去所有道义立足点，甚至可能被他们和金二成联手，名正言顺地清除掉。”
他顿了顿，继续道：“再者，就算成功了，然后呢？一个声望正隆的军事领袖突然死亡，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怀疑我们。
华夏方面会怎么想？周辰会怎么想？他会容忍有人在他眼皮底下，破坏他可能已经布好的棋局吗？恐怕迎接我们的，不会是援助，而是更直接的军事干预和另一个更听话的代理人。”
朴宪永被说得哑口无言，脸色涨红，却又无法反驳。
赵素昂接口道：“白凡兄所言极是，清除金二成，风险极高，且后患无穷。这应该是最后万不得已时才去考虑的绝路。
当前，我们的上策，仍是争取周辰的支持。至少，要让他相信，扶持我们，比扶持金二成，更符合他的利益。”
“如何让他相信？”朴宪永闷声问。
“表现出我们的价值，和……可控性。”金九说完，就缓缓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抵达济南后，他们被安置在郊区一处清静的院子里，等待周辰的召见。
时间慢得让人心焦，他们除了反复推敲可能面对的谈话，便是对着窗外寂寥的景色出神。
这日下午，赵素昂实在耐不住屋内的沉闷，硬拉着金九出了门。
“走走，光在屋里踱步也无用，不如去看看这‘先锋军’治下的市井民生，或许能窥见一二虚实。”
两人沿着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漫无目的地走着，衣着与周遭格格不入，引来一些农人好奇又克制的打量。
约莫走了两里地，前方路边出现了一排平房，其中一间门口挂着块不起眼的木牌，上面用端正的楷书写着“第七区第三经销社”。
“经销社？”金九停下脚步，这个名词对他而言有些陌生。
“进去瞧瞧。”赵素昂推门而入。
金九下意识地眯了眯眼，待视线适应了屋内比室外稍暗的光线，眼前的景象让他怔住了。
店面不算特别宽敞，但一眼望去，竟有种奇异的“包罗万象”之感。
靠墙是直达天花板的木货架，密密麻麻却分门别类地摆满了货物。左边是吃的：成袋的雪白面粉、黄澄澄的小米、用粗纸包裹的盐砖、油亮亮的菜籽油、还有用玻璃罐装着的什锦糖果和饼干。
中间是日用：印花的脸盆、暖水瓶、搪瓷缸子、针头线脑、成卷的土布和颜色朴素的棉线。
右边则是工具区：崭新的锄头、镰刀闪着冷光，大小不一的铁锅、菜刀、剪子，甚至还有几盏煤油灯和几捆麻绳。
更让他们惊讶的是价格。每样商品下方都用小木牌标着价格，数字清晰得刺眼。
赵素昂拿起一把铁锹，掂了掂分量，又看向标价，低声对金九说：“这价钱……在汉城，怕是要贵上五成不止。”
金九不动声色地走到布匹区，摸了摸一匹靛蓝粗布的质地，再看价格，眉头也微微动了一下。
店里顾客不多，多是附近的农妇和匠人，安静地挑选着所需，偶尔低声向柜台后的店员询问。
店员是个年轻人，态度平和，有问必答。
赵素昂按捺不住，走到柜台前，指着货架问道：“小哥，你们这店……东西怎么这般齐全？价钱也实在。”
年轻人笑了笑，“客人是外地来的吧？咱们这是经销社，不是私人铺子。货都是从总社统一调配来的，总社直接跟山东、华北几百家工厂签长期合同，拿的是出厂价，量大，价钱自然就压下来了。”
“出厂价？”金九也走了过来，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那你们……不赚钱？”
“赚啊，怎么不赚？但总社有规定，所有合作社的利润率严格控制在百分之五以内。喏，墙上贴着规章呢。”
他指了指旁边墙上镜框里的文件，“薄利多销，服务社员和周边群众为主。赚的那点钱，够支付我们几个人的工钱，维持店面运转，偶尔有点结余，年底还能按社员们的购买额返一点点利。”
百分之五的利润！金九和赵素昂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
他们在上海见过太多商人，深知寻常商铺的利润是何等模样。
百分之五，几乎是贴着成本在运营，这根本不是寻常商业的逻辑。
“那……工厂愿意这么低价给你们货？”赵素昂追问。
“愿意啊。总社要的量稳定，付款也及时，从不拖欠。对工厂来说，这是稳定的大客户，虽然单件利润薄点，但销路有保证，资金周转快，他们算总账是划算的。再说了，很多工厂本身也有咱们政府的股份或者支持，算是……自己人吧。”
自己人。这个词让金九心中一动。
他们又在店里默默转了一会儿，看着一个农妇用不多的钱，就买齐了盐、一小块肥皂、一包针线和给孩子的几块糖，脸上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离开。
走出合作社，两人沿着来路慢慢往回走，半晌都没有说话。
最终还是赵素昂先开口，声音有些干涩：“白凡兄，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看到的不仅是货全价廉。我看到的是……一种可怕的组织能力。从工厂生产，到总社调配，再到这乡野之间的一个小店，像是一张无形的网，把所有环节都串了起来。
而且目的明确——控制物价，保障最基本的生活物资供应，让最底层的民众也能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必需品。”
“这不仅仅是商业。这是一种……社会控制和经济调控的结合体。它把分散的农户、工匠的需求集中起来，形成巨大的采购力，反过来影响甚至主导生产。
利润被压到最低，商业的投机性被极大削弱。这需要多么强大的执行力，多么统一的意志，还有……多么雄厚的初始资本和工业基础来支撑？”
赵素昂点头，补充道：“而且，它就在这乡野之地扎根了。我们走了这几里路，看到的不过是这一个点。
但他们既然有‘第七区第三’，就必然有第一、第二，有其他区，有其他县……
这张网，恐怕已经织得很大了。它让政府的触角，能以最日常的方式，伸到每一个村庄。皇权不下乡，在华夏，怕是要成为过去式了！”
两人再次陷入沉默。他们来自一个被殖民、被撕裂的国家，深知物资匮乏、奸商横行是什么滋味。
也正因如此，眼前这看似平凡无奇的“合作社”，带给他们的冲击才格外巨大。
赵素昂眼神里燃起一丝光，“如果我们也能建立起这样的体系，哪怕只是雏形，对于稳定局面，控制物价，保障民生……会有多大的作用？”
金九没有立刻回答，他望着远处济南城模糊的轮廓，那座城市此刻在夕阳下显得平静而富有力量。
“素昂，这不仅仅是模式的问题。这背后，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够贯彻意志到基层的政权，需要初步的工业能力提供货物，还需要民众一定程度的信任和参与。我们……有吗？”
他话锋一转，目光变得坚定，“但是，至少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一种不同于殖民掠夺，也不同于买办投机，更不同于纯粹理想空谈的可能。它很实际，甚至有些粗糙，但恰恰因为实际，才显得有力。”
暮色渐浓，两人回到了暂住的小院。
窗内灯火亮起，而他们的心中，却因那个乡路边的灰扑扑的店铺，翻腾起比来时更为汹涌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