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浮生若梦楼出来，夜色正浓，晚风带着草木的清香。众人沿着石板路往回走，脚步声和偶尔的笑谈在巷子里荡开。
“刚才那老邮差喊‘买最大的糖’时，我差点哭了。”贺峻霖揉了揉眼睛，手里还攥着块从酒楼带出来的桂花糖，“有些话真的不能等。”
刘耀文踹了踹路边的小石子，哼了声：“所以我吵架从不隔夜，上次跟我弟抢游戏机，晚上就把赢来的币分他一半了。”
宋亚轩低头拨着吉他弦，突然唱起来：“未寄出的信，烧作漫天星，没说出口的话，藏成心口的糖……”调子简单，却听得人心里软软的。
走到巷子口，分道扬镳时，马嘉祺突然说：“明天去看看阿星吧，他今天在星空下唱的那首《星光》，我记下来了，咱们一起帮他写完。”
“好啊！”众人齐声应着。
第二天，他们果然在城郊的小礼堂找到了阿星——他正在打扫舞台，看见他们手里的乐谱，脸一下子红了。当宋亚轩把续写的副歌弹给他听时，阿星的眼泪掉在吉他上，却笑着说：“下周社区有个小型演出，我……我想试试唱这首歌。”
那天的演出，台下只有几十个人，却没人提前离场。阿星唱到“星光落在你肩头，就别管台下有没有观众”时，台下突然亮起一片手机闪光灯，像那晚浮生若梦楼的星空。
而老邮差的故事，后来被沈腾写进了小品里。舞台上，当“哥哥”捧着月季对着空椅子说“阿妹，糖给你放这儿了”时，台下好多观众都抹起了眼泪。有人散场后说，要回家给许久没联系的家人打个电话。
至于浮生若梦楼，再没人找到过它的踪迹。有人说它化成了天上的一片云，有人说它藏进了某封刚贴上邮票的信里。但大家都记得，楼里那些没说完的话、没唱完的歌、没解开的心结，最终都在现实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结局。
就像马嘉祺在日记本里写的：“所谓圆满，不是非要在梦里完成，而是醒过来后，有勇气把没做完的事，继续做下去。”
阿星的演出结束后，宋亚轩把那把陪他唱过《星光》的旧吉他送给了他。“琴颈上的裂痕，我找人修好了。”他指尖划过修补的痕迹，“就像有些遗憾，补过之后会更结实。”阿星抱着吉他，指腹反复摩挲着琴身上新刻的小字——“总有星光为你亮”，那是贺峻霖连夜刻上去的，笔画歪歪扭扭，却透着股执拗的暖。
后来每个周末，小礼堂的舞台都会亮着灯。阿星教社区的孩子们唱歌，最小的那个总爱扯着他的衣角问：“星哥哥，天上的星星会听我们唱歌吗？”他就指着台下的手机闪光灯笑：“你看，它们这不就来了嘛。”
沈腾的小品火了之后，老邮差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有天他送信路过社区广场，听见有人在排练那句“阿妹，糖给你放这儿了”，转头就看见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着颗水果糖跑过来：“爷爷，这个给你，比最大的糖还甜！”老邮差愣了愣，接过糖时，手背上的青筋都在颤，像捧着颗滚烫的星。
马嘉祺的日记本越写越厚，里面夹着从浮生若梦楼带回来的桂花糖纸，夹着阿星演出的门票根，还夹着片宋亚轩吉他上掉下来的弦。某页写着：“今天路过巷子，听见两个老人在吵架，说‘明天去公园打太极，谁输了谁买豆浆’，原来和解的另一种样子，是把‘下次’说成‘明天’。”
贺峻霖的相机里存了张特别的照片：老邮差坐在礼堂第一排，手里举着支亮着的手机，屏幕映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像落了片碎光。阿星在台上唱歌，宋亚轩抱着吉他伴奏，刘耀文在台下跟着打拍子，马嘉祺站在侧幕，正往每个人的水杯里加蜂蜜。照片的角落，有片被风吹起的桂花糖纸，像只白色的蝴蝶，停在“浮生若梦”四个字的残影上。
没人再刻意寻找那座楼。因为大家渐渐明白，它从未消失——它是阿星歌声里的勇气，是老邮差手里的糖，是朋友间“明天见”的约定，是每个普通人把“没说出口”变成“现在就说”的瞬间。
某个夏夜，贺峻霖又路过那条石板巷，晚风带着桂花的甜香，像极了从浮生若梦楼出来的那晚。他看见巷尾的老槐树下落着片糖纸，捡起来时，背面竟有行淡淡的字：“梦醒时，方知梦未醒。”
抬头望去，天上的星星亮得很，像谁把没说完的话，都揉碎了撒在天上。而地上的人，正把这些星光，酿成了日子里的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