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史密斯先生的会面后，陆震云没有立即回复。他需要时间思考，更需要请示。通过老方那条极其隐秘的渠道，他将情况加密后发往内地，详细说明了盟军方面接触的意图、潜在的利益与风险，并附上自己的初步判断。
等待回音的日子格外漫长。陆震云依旧打理着贸易行的日常，但心思早已飞远。他反复推演各种可能，权衡利弊。与盟军合作，无疑能获得宝贵的情报、资金和设备支持，或许能更快地打通支援上海的渠道。但对方毕竟是外国势力，目的未必单纯，一旦深入合作，很可能受制于人，甚至可能暴露己方核心网络。
近一个月后，内地的回信终于辗转抵达，内容简短而谨慎：“原则上可进行有限接触。以获取资源、开辟渠道为主要目的。务必保持独立自主，核心机密严防外泄。行动需绝对稳妥，安全第一。”
这给了陆震云一颗定心丸，也划定了清晰的界限。他再次联系了史密斯先生。
这次会面安排在一艘停泊在港湾的私人游艇上，环境更为私密。陆震云明确表达了愿意合作的意向，但同时也提出了条件：合作是有限的、非排他性的，主要以信息交流和资源互补为基础。他可以提供一些关于上海及华东地区日军兵力部署、物资调运、重要设施等非核心但经过核实的情报，但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资金、药品、通讯器材等实际支持，并且必须保证信息传递渠道的安全。
史密斯先生似乎对陆震云的谨慎并不意外，反而流露出几分欣赏。他代表盟军方面原则上同意了这些条件，但强调合作需要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希望看到“诚意”。
首次合作试探性地展开。陆震云提供了一份关于日军在长江口新增巡逻艇数量和大致活动规律的汇总报告，这些信息是他通过贸易行往来船舶的水手、以及一些公开信息综合分析得出的，有一定价值，但不涉及源头和核心情报网络。
几天后，史密斯先生派人送来了一小箱盘尼西林和几套便携式无线电零件，正是内地急需的物资。对方没有多问情报来源，支付了约定的酬金，交易过程干净利落。
第一次合作顺利完成，双方都松了口气，但警惕并未放松。陆震云通过自己的渠道将药品和零件安全送走，并将部分资金注入了支援系统。他并没有急于提供更多情报，而是耐心观察对方的反应和后续行动。
又过了一段时间，史密斯先生再次联系，这次希望获取一些关于上海周边日军机场扩建情况的信息。陆震云经过仔细核实，提供了一些通过公开渠道可以侧面印证、且不会暴露具体内线的信息。
作为回报，对方这次提供了一部性能更稳定、功率更大的电台，以及一批密码本和专用电池。这些设备对改善与内地的通讯条件至关重要。
几次有限但成功的合作下来，一条新的、更具效率的资源渠道悄然形成。陆震云用情报换取的物资和资金，通过更加安全的路径，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输送。他与盟军的关系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需要，又互相提防。
更重要的是，这条渠道的存在，为他和顾清翰的行动带来了新的转机。获取更先进的通讯设备，意味着与上海的联系可以更清晰、更频繁；更多的资金和药品，意味着能更好地支持顾清翰小组在上海的生存和斗争。虽然风险依旧，前路依然布满荆棘，但至少，手中可用的武器和资源，比以前充裕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