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12卷中，明确记载着麻生太吉的罪行：“1941-1945年，麻生太吉旗下企业共奴役中国劳工3200余人，其中1800余人死于虐待、处决或毒气实验，其本人曾多次下令‘对逃跑劳工格杀勿论’，并有7名证人当庭指证其罪行。”只是由于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麻生太吉最终未被起诉，反而凭借战时积累的财富，成为战后日本财界的重要人物，这种“有罪不罚”的结局，也成了如今右翼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借口”。
我沿着走廊往里走，走廊两侧挂着麻生家族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或与政要合影，或站在工厂前微笑，背景多是军事基地或军工企业。其中一张1944年的照片，麻生太吉与日军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并肩站在制铁所前，照片下方的注释写着“产业与国防共荣”，却对照片背后“每生产1件武器，就有1名劳工倒下”的真相绝口不提。走到一间展厅门口，我发现门没锁，便推门进去——展厅里陈列着麻生制铁所生产的武器模型，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用于自卫防御”，却对这些武器当年被用于侵略中国、东南亚的史实只字不提。
展厅的角落里，放着一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几件“劳工遗物”，包括破旧的工装与安全帽，说明牌上写着“外籍工人使用过的工具”，刻意回避“中国劳工”的身份。而这些所谓的“遗物”，经比对发现，工装的布料、款式，与1943年华北地区农民的服饰完全不同，明显是战后仿制的赝品——这种用赝品掩盖真相的手段，在日本右翼经营的“战争纪念馆”中屡见不鲜，2017年，日本历史学者石田隆至曾发表《右翼纪念馆赝品调查报告》，揭露此类造假行为，报告中就提及了麻生旧居展厅的这几件“遗物”。
我打开手机录音，对着展品逐一拍摄，突然，展厅的灯亮了起来。“你是谁？”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站在门口，他的手里拿着对讲机，眼神警惕地盯着我。我迅速把手机藏进袖袋，用日语回答：“我是东京来的学生，听说这里有产业历史展览，想来参观。”男人冷笑一声：“纪念馆维修中，不对外开放，你赶紧离开，否则我就报警了。”他的语气带着威胁，手已经按在了对讲机上——我知道，他所谓的“报警”，不过是想动用右翼势力施压，就像2019年，中国留学生在久留米调查劳工历史时，被右翼团体“监视”并威胁的遭遇一样，这些遭遇，被记录在《中国留学生日本战争历史调查安全报告》2019年版中。
我知道不能再停留，便转身往侧门走。走到侧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展厅，发现玻璃柜里的“劳工遗物”旁，还放着一个小小的木盒，木盒上刻着“战魂”二字——想来里面装的，是当年参与镇压劳工的日军士兵遗物。右翼就是这样，一边用“遗物”伪装对历史的“尊重”，一边彻底抹去侵略与压迫的真相，把罪恶包装成“荣光”。这种扭曲的历史观，与日本文部科学省多次修改历史教科书、删除战争罪行内容的行径一脉相承，而每一次修改，都是对劳工冤魂的亵渎，都是对历史真相的践踏。
走出麻生旧居，夜色更浓了。我沿着街道往民宿走，路过一家旧书店时，发现书店还亮着灯。我推门进去，店主是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柜台后看报纸。看到我进来，老人抬起头，笑着问：“你是中国人吧？”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老人叹了口气，从柜台下拿出一本泛黄的书：“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日记，他当年是麻生制铁所的会计，记录了很多劳工的事情，可惜现在没人愿意看了。”
我接过日记，封面写着“麻生制铁所会计日志 1943-1945”，扉页上有老人父亲的签名“铃木幸雄”，旁边盖着“麻生制铁所财务部”的红色印章。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昭和十八年（1943年）5月12日，今日来了一批中国劳工，约五十人，大多是年轻人，被日军用铁链锁着，看起来很虚弱。财务部今日拨款用于‘劳工管理’，其中‘惩戒费’占比30%，据说是用于购买皮鞭、手铐等物品。”这段记录，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劳工管理经费清单》（档号“593-0012-007”）中“麻生制铁所专项经费”的记载完全一致，清单中明确列出“1943年5月，拨付‘惩戒工具费’2000日元”，换算成当时的物价，可购买皮鞭50条、手铐30副。
日记里还记录了劳工的生活状况：“每天工作14小时，只能吃掺着沙子的饭团，定量为每人每天200克，生病的劳工被直接扔进矿坑，‘无人问津，最后连尸骨都找不到’。6月18日，有3名劳工因饥饿偷吃仓库的大米，被日军活活打死，尸体扔到制铁所后面的乱葬岗，我偷偷去看过，乱葬岗里已经堆了十几具尸体，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这些记录，与盟军占领军司令部1946年拍摄的《久留米制铁所乱葬岗现场照片》相互印证，照片中显示的尸体数量、埋葬方式，与日记中的描述完全吻合，这些照片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编号“RG-331-IR-46-0123”。
其中一篇日记写道：“昭和十九年11月7日，今日有劳工试图逃跑，被日军抓住后，带到制铁所广场枪毙，其他劳工被强迫围观，日军说‘这就是逃跑的下场’。枪毙后，日军让我们这些职员也去广场‘接受教育’，我看到地上的血顺着排水沟流走，染红了旁边的小河，那河水，好几天都是红的。”这段血腥的记录，与日本民间历史学者山田隆司采访的另一位目击者——当时的制铁所杂役山口一郎的口述完全一致，山口在1995年的采访中说：“那天我躲在仓库后面，看到日军开枪，听到劳工的惨叫，晚上睡觉都做噩梦，现在一听到枪声，就想起那天的场景。”采访录像现藏于东京大学战争记忆档案馆，编号“tK-1995-041”。
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着“昭和二十年8月15日，战争结束了，可那些劳工，再也回不了家了。今天麻生社长召开会议，说要‘清理’所有与劳工相关的资料，我偷偷把这本日记藏了起来，我怕以后没人知道这里发生过的事情。”老人告诉我，他父亲晚年一直活在愧疚中，曾多次想向中国政府坦白当年的真相，却被右翼威胁“要是敢说出去，就对你的家人不客气”，最后郁郁而终。“我父亲说，麻生家族为了掩盖罪行，战后销毁了大量劳工记录，还威胁知情者不许说话，”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这些年，我一直在收集劳工的资料，希望能为他们讨个公道，可右翼势力太大了，我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够。”
他把一本厚厚的相册递给我，相册封面写着“久留米劳工记忆 1943-1945”，里面贴着许多老照片，有劳工的合影，有制铁所的场景，还有日军镇压劳工的照片，每张照片背后都写着拍摄时间与地点，以及照片中人物的姓名（若已知）。其中一张1944年的合影，照片上有12名中国劳工，背后写着“河北邢台籍劳工，1944年3月摄于制铁所宿舍，同年10月全部死于毒气实验”，这12人的名字，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华北劳工转运名单》中“1944年3月转运至久留米的邢台籍劳工名单”完全一致，如今，这些名字被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劳工名录墙”上，供后人缅怀。
我看着那些照片，心里的愤怒与悲痛难以抑制。麻生家族的罪行，自民党的包庇，右翼的篡改，让多少劳工的冤魂无法安息，让多少历史真相被掩埋。我对老人说：“谢谢您，这些资料对我很重要，我会把它们整理出来，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老人点了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地图：“这是当年劳工被关押的地点分布图，除了土中工事和制铁所，还有几个地方被右翼改成了‘纪念场所’，你要是想去，一定要小心。”地图上用红笔圈出了“笠井矿山遗址”“久留米西兵营”“榛原寺后山”三个地点，每个地点旁都标注着“有劳工遗骸或罪证”，这些标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发布的《日本侵华劳工遗骸调查简报》中“久留米地区重点调查点”的标注完全一致。
离开旧书店时，已经是深夜。街道上静悄悄的，只有路灯在黑暗中亮着。我握着老人给的地图与日记，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不仅要揭露榛原寺的罪证，还要把制铁所的血泪、劳工的冤屈、麻生家族的罪行，一一记录下来。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一段段不能被遗忘的伤痛。它们被藏在档案库的深处，被刻在废弃厂房的墙上，被写在泛黄的日记里，被铭记在良知未泯的人们心中，而这些，都是军国主义罪行无法抹去的铁证。
回到民宿，我连夜整理资料。把相机里的照片、录音笔里的录音、老人给的日记与地图，一一分类存档，每一份资料都标注了来源、存档机构与编号，确保它们的真实性与可追溯性。窗外的雨又开始下了，雨滴敲打着玻璃，像极了当年劳工在黑暗中敲击墙壁的声音——那是他们在求救，是他们在抗争，是他们在向这个世界诉说自己的冤屈。我翻开日记，看着那些带着血泪的文字，忽然想起在榛原寺密室里看到的战犯骨灰罐，想起麻生家族后人在商会晚宴上“我们的先辈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嚣张言论，想起右翼在街头举着“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的标语——这些人，一边享受着和平带来的便利，一边为侵略历史招魂，一边践踏无辜者的尊严，他们的行径，比当年的战犯更令人不齿，因为他们明知历史真相，却选择刻意遗忘与篡改；他们明知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却还要戴上“和平使者”的面具。
天快亮时，我终于整理完所有资料。我把资料备份到三个不同的U盘里，分别藏在行李的不同位置——我知道，接下来的路会更危险，右翼不会允许真相被曝光，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止我。但我不会退缩，就像老人的父亲说的“那些劳工回不了家，我们不能让他们的冤屈也永远埋在地下”，就像苏瑶说的“你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会一直支持你”。我更不会忘记，那些刻在墙上的名字，那些写在日记里的血泪，那些藏在档案中的罪证，都在等着我把它们带出去，等着我把真相告诉世界。
我走到窗边，看着远处渐渐亮起来的天空，心里默念：那些埋在久留米的同胞，那些刻在墙上的名字，那些写在日记里的血泪，我一定会把你们的故事带回去，让更多中国人知道，倭国右翼从未放弃军国主义野心，他们的阴谋，我们必须警惕；你们的冤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用生命留下的证据，绝不会被黑暗吞噬；你们用鲜血书写的历史，绝不会被篡改抹去。
收拾好行李，我戴上苏瑶送的棒球帽，把老人给的地图折好放进内袋，又摸了摸口袋里的徽章——那枚刻着“李”字的徽章，像是在提醒我，我的身后，站着无数等待真相的同胞。走出民宿时，老板正在门口扫地，他看到我，递来一把伞：“今天会下雨，拿着吧。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活着回来，只有活着，才能把真相说出去。”我接过伞，点了点头，转身汇入清晨的人流中。
接下来，我要去的地方，是老人地图上标注的“久留米劳工纪念碑”——那座被右翼改成“战死者纪念碑”的建筑，那里，藏着更多关于劳工的真相，也藏着倭国右翼试图掩盖的历史伤疤。我知道，前方的路充满未知与危险，但我会带着那些未能回家的同胞的期盼，带着苏瑶的牵挂，带着老人的信任，继续走下去，直到把所有真相，都暴露在阳光下，直到那些冤屈的灵魂，能听到来自故乡的呼唤，直到军国主义的罪恶，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