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满载着关于“人与自然”的宏观思考和全球视野归来，赵晓颖团队却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具体、更为细微的层面。他们意识到，宏大的理念与战略，最终需要落地于人与其他生命形式、与周边环境每日都在发生的直接互动之中。这种微观层面的“和谐共生”如何实现？它面临着哪些琐碎、真实甚至棘手的挑战？这成为团队新的关注焦点。
恰在此时，清州市民热线和网络问政平台上，一个看似“小众”却持续发酵、甚至偶有情绪化对立的议题，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城市中日益凸显的“人鸟冲突”。随着清州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市绿地和湿地公园增多，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在城市中栖息繁衍，尤其是一些诸如喜鹊、乌鸫、珠颈斑鸠等适应性强、具有一定领域性的鸟类。随之而来的是，鸟类在居民阳台、空调外机甚至抽油烟机管道筑巢带来的卫生清理、安全隐患问题；鸟类在育雏期为了保护幼鸟而“俯冲”攻击靠近的行人（尤其是戴亮色帽子或骑自行车的人）的事件；以及清晨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对部分居民，特别是夜班工作者和神经衰弱者睡眠的干扰等投诉，逐渐增多。
一方是爱鸟护鸟、强调生物多样性的呼吁，另一方是深受困扰、要求安宁生活环境的居民诉求，城市管理者夹在中间，常常感到左右为难。这看似微小、甚至有些“鸡毛蒜皮”的矛盾，却恰恰是检验“和谐共生”理念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能否落地、如何落地的试金石。团队决定以此为切入点，展开一场深入的微观调研。
他们首先来到了市林业和园林局下属的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是一位戴着黑框眼镜、语气温和但眉宇间带着些许疲惫的中年女性，她的办公桌上除了堆叠的文件，还有几本厚厚的鸟类图鉴和相关的科普宣传册。
“这类‘幸福的烦恼’现在越来越普遍，”站长苦笑着对赵晓颖说，“过去城市生态环境差，鸟儿都往山里飞，城里难得见到几只。现在咱们清州环境好了，鸟儿们用翅膀‘投票’，回来了，这是好事，证明了我们生态建设的成效。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这种人与野生动物在空间和资源上的‘近距离接触’，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处理起来非常棘手，我们既要严格贯彻《野生动物保护法》，维护生物多样性，又要积极回应市民合理的环境诉求和生活安宁权，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精妙的平衡点。”
她介绍了目前采取的一些应对措施：在鸟类集中营巢、可能产生冲突的公共区域，设置醒目的警示标识和生动有趣的科普宣传栏，解释鸟类行为，提醒市民注意避让；在繁殖季等高发期，组织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在重点区域进行巡逻和引导；对于个别确实因特殊原因（如筑巢位置极端危险、个体攻击性极强且屡教不改）需要干预的情况，必须在专家评估后，采取谨慎的、人道的、非伤害性的方式进行转移或缓和措施。但她坦言：“这些方法大多属于被动应对和事后补救，而且我们站里人手非常有限，面对全市范围的点状问题，实在是力不从心，难以做到全覆盖和及时响应。”
团队随后深入了几个近期投诉较为集中的居民小区进行实地走访。在一个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旧小区，他们见到了几位正在楼下小花园里议论此事的居民。
“我家阳台那个空调洞，年年被斑鸠盯上，堵了它又扒开，在里面做窝，搞得羽毛、粪便一堆，又脏又有味儿，还担心滋生细菌。关键是还不敢轻易动，听说掏鸟窝是违法的。”一位穿着家居服的大妈无奈地抱怨道。
“我家孩子上学要经过一片小树林，前段时间被喜鹊追着啄了好几次，现在都不敢一个人走那条路了，吓得够呛。”一位年轻的母亲补充道，脸上写满了担忧。
“晚上天不亮就开始叫，吵得人根本睡不着，我们上夜班的回来想补个觉都难。”一位面色憔悴的中年男子叹了口气。
当然，也有居民持不同看法：“有鸟儿说明咱们小区生态好，是福气。它们也是生命，在城市里找个地方安家不容易，咱们应该多包容一点。”
在另一个新建的高档商品房小区，矛盾则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物业经理向团队大倒苦水：“有业主投诉鸟粪掉落在停放的豪车上，腐蚀了车漆，要求我们物业必须负责清洗，甚至提出要我们驱赶或者想办法‘处理’掉这些鸟。这我们哪敢啊？野生动物保护法摆在那儿。但不处理，业主又天天投诉，说物业费白交了，我们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
团队还专门采访了本地的观鸟协会和几个环保组织的资深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们往往情绪更为激动，观点也更为鲜明：“城市本身就是许多野生动物传统的或新的栖息地，是人类城市的扩张侵占了它们原有的家园！现在它们努力适应了城市环境，我们反而因为一点点不便就要去驱赶、甚至伤害它们？这难道不是一种生态意义上的‘过河拆桥’吗？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与它们智慧共存，比如安装防鸟刺要选择那些不会伤害鸟类的类型，在鸟类育雏期主动绕开那些区域，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它们‘迁就’我们。”
为了寻求更具科学性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团队拜访了清州大学生物学院的着名鸟类生态学家刘教授。在他的实验室里，摆放着各种鸟类标本、鸣声分析设备和野外监测记录。
“‘人鸟冲突’是一个非常典型且富有研究价值的城市生态学与社会学交叉课题，”刘教授扶了扶眼镜，冷静地分析道，“首先，我们需要基于科学的调查和监测，真正了解城市中鸟类的种类组成、数量动态、空间分布规律以及关键行为（如营巢、觅食、领域防卫）的驱动因素，精准识别出真正的‘冲突热点’和根源。其次，公众教育不能停留在简单的‘不要伤害鸟类’的口号层面，而是要向市民传授具体、可操作的、与鸟类‘和平共处’的知识与技能，比如如何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安全、卫生地清理鸟巢遗留物，如何在育雏期识别危险信号并有效保护自己。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需要真正植入生态视角，比如在绿化树种选择上，可以有意减少那些过于容易吸引大量鸟类聚集、可能加剧冲突的单一浆果植物，或者通过生态设计，主动引导鸟类到那些对人类活动干扰较小的特定区域栖息。”
刘教授还介绍了一些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和案例，比如新加坡在组屋区精心设计“鸟友角落”，提供清洁水源和适合的植物，引导鸟类聚集，减少其对居民窗户的干扰；欧洲一些历史名城则通过安装特殊的光线反射装置或发出特定频率、对鸟类无害但能起到警示作用的声音设备，温和地阻止鸟类在古建筑敏感部位停留粪便。
带着这些多元的视角、科学的分析和国内外的经验，团队参与了一次由某个矛盾突出的街道牵头组织的“人鸟矛盾社区协调会”。小小的会议室里，挤满了投诉居民代表、物业公司负责人、环保志愿者、社区干部以及受邀而来的刘教授和林业局的官员。
会议伊始，气氛明显带着火药味。居民们纷纷陈述自己的困扰和损失，情绪激动；志愿者们则据理力争，强调生态保护和鸟类生存权，双方观点针锋相对。
主持会议的街道副主任经验丰富，他引导着讨论方向：“各位邻居，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不是为了吵架，也不是要判定谁对谁错。我们是来一起面对问题，听听各方的道理，也听听专家的意见，看看能不能依靠我们大家的智慧，共同找到一个既能保护好我们城市的这些鸟类朋友，又能最大限度减少对大家生活影响的‘最大公约数’，探索一条我们社区自己的‘和谐共生’之路。”
刘教授首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相关鸟类的生态习性、行为动机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帮助大家理解“冲突”背后的自然逻辑和法律底线。林业局的官员则介绍了目前政府层面的管理措施、存在的困难以及可以提供的有限支持。环保志愿者们也适时地分享了一些与鸟类友好相处的实用小贴士和成功案例。
渐渐地，讨论的氛围开始转变，从最初的情绪宣泄转向了务实的探讨。有居民提出：“咱们小区那么大，能不能在远离住宅楼的角落，比如那个小山坡上，统一搭一些人工鸟巢箱，引导它们去那边安家？”物业经理表示这个建议值得研究，可以联系相关机构咨询可行性。有志愿者主动提议：“我们可以联合社区，组织几次面向居民和小朋友的观鸟活动和生态讲座，让大家更了解这些身边的‘邻居’，消除不必要的恐惧。”社区干部当即表示可以协助宣传和提供场地。还有居民建议建立楼栋微信群，发现鸟类筑巢或异常情况及时沟通，并可以请专家在群里提供在线指导；物业也表示可以加强在鸟类繁殖季等重点时段的公共区域保洁和温馨提醒。
最终，这次协调会虽然没有立刻、彻底地解决所有问题，但成功地达成了一个“社区共建人鸟和谐家园”的初步行动计划雏形，并建立了由居民、物业、志愿者和社区共同参与的沟通协调机制。尽管前路依然会有波折，但对话的渠道已经打开，共识的种子开始萌芽。
晚上团队总结，感触良多。
小林感慨道：“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鸟冲突’，背后折射的却是发展观、生态观、法治观、权利观以及社区治理能力的综合考验。要实现微观层面的‘和谐共生’，远非易事，它需要科学精神的指引、法治框架的保障、民主协商的平台、精细管理的支撑和人文关怀的浸润，缺一不可。”
王工尝试进行模型化分析：“这个案例清晰地表明，现代城市治理正从粗放式、被动响应式管理，向精细化、主动式、参与式治理转变。它要求管理者具备更丰富的跨学科知识，更注重沟通、协商和利益平衡的艺术，更善于调动和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解决问题。”
老方导演则被协调会上的场景深深触动：“从最初的抱怨、对立，到后来的倾听、理解，再到最后的理性探讨和共同行动设想，这个充满张力的过程本身，就极其生动地诠释了‘和谐共生’是如何在具体的矛盾摩擦中，通过艰难的对话、妥协和创造，一步步被构建起来的。这比任何空洞的口号都更有力量。”
赵晓颖总结道：“清州这个普通社区的‘人鸟冲突’及其协调过程，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宏大理念在都市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鲜活缩影和微型实验。它告诉我们，‘和谐共生’并非一个静态的、没有矛盾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需要不断调适、学习和创造的实践过程。它要求我们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学会尊重其他生命形态的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同时也通过智慧、合作与制度创新，找到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共同福祉的可行路径。这条路注定漫长且充满挑战，但每一个这样具体的、充满张力的基层实践，都在为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探索迈向更高形态的生态文明，积累着宝贵的、来自实践的真知和经验。”
通过对“人鸟冲突”这一城市生态微观难题的持续追踪和深度剖析，赵晓颖团队对“和谐共生”的理解，从宏大的文明叙事，扎实地下沉到了充满烟火气的人间街巷。他们看到，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一种更加细腻、更加包容、更具智慧的相处之道，正在人与其他生命、与自然环境之间，悄然萌发，并在矛盾与和解的反复锤炼中，顽强地生长、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