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洪泽湖下游的朔风像无数条冰冷的鞭子，裹挟着坚硬雪粒，狠狠抽打着东临湖乡工业办公室单薄的窗棂。
玻璃在风中发出阵阵呜咽，姬永海伏在灯下，油灯昏黄的光晕只勉强照亮他面前摊开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桌角堆着厚厚一摞文件——红星水泥厂设备更新预算、临河砖瓦厂申请协调电力供应的报告……他揉着酸胀的太阳穴，指间是劣质香烟浓烈的苦涩。
手指触到粗布棉衣内袋里那块微微发硬的边角，他小心地抽出来。
照片上，妻子昊佳英抱着襁褓中的孩子，站在南三河岸边的老槐树下，对着镜头腼腆地笑着。
那笑容干净得像初春解冻的河水，瞬间冲淡了办公室里的寒气与文件堆砌的滞重。
他粗糙的指腹轻轻拂过妻儿的脸庞，指尖残留的墨水印子蹭在照片边缘，留下一点不易察觉的灰痕。
他拿起桌上的钢笔，拧开笔帽，在笔记本扉页那几行早已刻入骨髓的字迹下，又用力地描了一遍：
“干部家属农转非，四条件：副乡级（已达）、三十岁（已达到）、大专证（待取）。
受地市级以上政府或同级别部门表彰（已经达到）”以上四条件缺一不可。
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在风雪的呜咽中显得格外清晰而沉重。
这纸上的三行字四条件，便是横亘在他整个家庭命运面前的界河。
河东的灯火、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未来，触手可及却又远隔天涯。
河西的泥泙、靠天吃饭的辛劳、祖辈佝偻的身影，像南三河冬天沉滞的淤泥，牢牢吸附着他的至亲。
他闭上眼，妻子温言细语的嘱托仿佛就在耳畔：
“爹妈有我，孩子有我，你只管安心去攻那座文凭的山……等你回来，儿子定会脆生生喊你‘爹’了！”那声音带着南三河水汽特有的温润，却压得他心头沉甸甸的。
苦攻书——异乡宦途的双重煎熬
乡工业办公室的灯光，在1983年严酷的冬夜里，常常是东临湖乡政府大院里熄灭得最晚的一盏。
姬永海的时间被粗暴地撕扯成两半。
白昼属于喧嚣的乡镇：红星水泥厂扩建的用地纠纷，几户村民死活不肯挪动祖坟，他得耐着性子，踩着田埂上冻得梆硬的泥块，陪着笑脸，用地道的乡音讲政策、算补偿，磨破嘴皮。
临河砖瓦厂新窑点火在即，供电所的线路却迟迟架不过来，他骑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顶着刀子般的寒风，在乡间土路上颠簸十几里，守在供电所所长家门口等到天黑，冻得手脚麻木，只为求人家第二天派个工。
还有那摇摇欲坠的农机厂旧厂房改造，他得带着技术员爬上爬下，查看腐朽的梁柱，计算着每一分钱都必须用在刀刃上的预算，冰冷的铁锈蹭得他满手乌黑。
公文包——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挎包，忠实地记录着这种撕扯。左边塞满了各种报表、申请、合同草案，纸张被反复翻阅揉搓得毛了边；
右边则沉甸甸地坠着《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原理》、《工业会计》这些自考教材和笔记簿，书页里夹着自制的书签，是裁得方方正正的旧报纸条。
一次在临河砖瓦厂召开现场会，协调新窑投产前的安全措施。
他蹲在刚出窑还带着余温的砖垛旁，跟老厂长比划着消防沙池的位置，起身时，一本卷了边的《统计学》笔记本从鼓囊囊的衣兜滑落，“啪”地掉在沾满红色砖粉的地上。
工业办公室主任林彬眼疾手快捡了起来，拍掉上面的浮尘，没有立刻递还，而是用他那特有的、带着洪泽湖风浪打磨过的粗粝嗓音，意味深长地说：
“姬乡长啊，这纸片片，轻飘飘的，可它是什么？是你往‘河东’那头蹦跶的船票！
是给你屋里头佳英、娃娃、老爹老娘吃的定心丸！攥紧了，别丢！”
那“河东”二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姬永海心上。他默默接过笔记本，塞回口袋，那硬硬的棱角硌着他的肋骨。船票？定心丸？他只觉得那是一座山，一座必须用血肉之躯去硬凿、硬啃的山。
夜晚属于书本，却从未真正安宁。
一个深夜，他刚摊开《工业会计》的习题册，门外骤然响起急促的拍门声，伴随着嘶哑的喊叫：
“姬乡长！姬乡长！不好了！水泥厂…立窑喷火了！”他猛地弹起，抓起椅背上的棉大衣就冲进风雪。
现场一片混乱，火星裹着灼热的气浪从窑顶喷口窜出，工人们惊慌失措。
他嘶吼着指挥切断电源、疏散人员、组织青壮年用备好的湿麻袋覆盖喷口。
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热浪烤得脸颊生疼。
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险情才彻底排除。
他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回到办公室，一身烟灰汗渍，喉咙干得像砂纸打磨。
桌上摊开的《会计学》习题册在冰冷的晨光里静默着，昨晚计划做完的那一章“成本核算”，空白得像一片无情的雪原。
离下次考试的日子又近了一天！他颓然坐下，双手狠狠插入自己沾满灰烬的头发里，用力抓挠，仿佛要把那沉重的疲惫和焦虑从脑子里抠出来。
桌上摊开的习题集，那些复杂的公式和表格，此刻像无数条冰冷的锁链缠绕着他。
他抓起铅笔，在草稿纸上疯狂地演算一道成本核算题，数字扭曲变形，笔尖几次戳破了脆弱的纸张。
窗外，东临湖沉睡在灰白的晨光里，只有他桌上的油灯，倔强地燃烧着最后一点灯芯，映照着草稿纸上越来越潦草、越来越密集的算式，直到第一缕真正的天光穿透糊着旧报纸的窗棂，冷冷地照在他熬得通红的眼睛上。
孤独是另一种无声的啃噬。办公室角落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架床，承载着无数个清冷的夜。
他裹紧带着霉味的旧棉被，寒气还是顺着砖缝和破旧的窗框丝丝缕缕地渗进来。
妻儿的照片就压在枕头下，他时常在辗转反侧时摸出来，就着窗外微弱的雪光凝视。
照片上昊佳英温婉的笑容，孩子懵懂的眼神，是这冰冷异乡唯一的暖源。
他想起离家前夜，妻子送他到村口老槐树下，寒风卷起她额前的碎发。
她替他拢紧围巾，声音轻柔却字字清晰：“家里有我。
爹的药，娘的身子，娃的冷暖，你一样都不许分心。
两个星期回来一趟，足够了。
下回你回来，保准能听见娃叫你‘爹’了。”
他重重地点头，把那份沉甸甸的托付和滚烫的期盼，一起咽进肚里。
身体的警报在无声中拉响。
连续几夜在油灯下熬到后半夜，鼻腔里突然涌起一股熟悉的、带着铁锈味的温热。
他赶紧仰起头，手忙脚乱地扯过桌上一沓演算过的草稿纸堵住鼻孔。
温热的液体迅速洇开，在白纸黑字的演算过程上染开几朵刺目的暗红花。
他保持着仰头的姿势，望着天花板上被油灯熏出的黑黄印记，心里一阵发慌。
这事，绝不能写信告诉佳英。
她操持一家老小，已是心力交瘁，不能再让她悬着一份心。
他默默清理干净，把染血的草稿纸揉成一团，狠狠塞进桌脚充当字纸篓的破瓦盆最底下。
目标像悬在头顶的利剑：一年考过六到十门！两年！最迟三年！
一定要拿到那盖着鲜红钢印的毕业证！《大学语文》、《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形式逻辑》、《中共党史》——
这六张来之不易的单科合格证，此刻正被一张旧报纸仔细地包裹着，锁在他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像六块沉甸甸的基石。
抽屉拉开时，会发出干涩滞重的摩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