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任务是记录会议要点和最终确定的名单。我拿起笔，认真地记录着每一个名字。这些名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可能是街上的混混，整天游手好闲、惹是生非；也可能只是平时有些小偷小摸行为，但没有被抓起来的内控对象，还有就是内控的再犯案的刑释人员和没有收网的地痞流氓。
突然，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特别熟悉的名字上——赵卫东。他曾经在我所在的居委会豆腐店里干杂工，那个小伙子平时看起来还算老实，脸上总是带着憨厚的笑容，但没想到他竟然把同在豆腐店的女青年肚子搞大了。
更何况，赵卫东还是刑释人员，属于累犯。按照这次“严打”行动“从重从快”的原则，他此次恐怕是凶多吉少。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一阵寒意从心底升起，手中的笔也微微颤抖。
会议结束后，我拿着记录好的名单，心情格外沉重。走出派出所，已经是子夜时分，街道上的路灯昏黄地亮着，那微弱的光芒仿佛在为那些即将被抓捕的人照亮最后的“自由之路”。我不知道，在这个夜晚，有多少人的命运将被彻底改变，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随意拨弄。
随着“严打”行动的深入开展，我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繁忙。除了整理会议记录和名单，我还负责整理审讯笔录的初稿。这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让我内心备受煎熬的工作。
每天，我都会收到从各审讯室送来的审讯记录。那些嫌疑人有的声泪俱下地辩解，话语中满是悔恨与委屈；有的则试图隐瞒真相，眼神闪躲。
我清晰地记得某个嫌疑人是如何详细地描述自己的经历，那些细节仿佛就在眼前，他颤抖的声音、紧张的表情，都如同电影画面般在我脑海中不断放映。然而，当我将他们的辩解整理成初稿时，却发现自己的记录与原始版本有了很大的不同。
语气被强化了，原本模糊不清的地方被“坐实”了。那些口供，似乎都被刻意地迎合着“从重从快”的基调。
我感到一种职业性的崩溃，我只是一个誊抄员，一个被要求抄写着“被需要的事实”的工具。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我开始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公正，是否真的符合法律的初衷。法律的天平，在这一刻，似乎失去了平衡。
后来，我清楚的记得，在一次行动中，我随队去清点一处作为“流氓窝点”被查封的舞厅。这处舞厅是由一家电影院改建而成的，白天，里面空无一人，寂静得有些可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气息。
晚上，舞厅里几十个青年男女挤进来参加活动，大厅舞台上，穿着性感时尚的漂亮舞女扭动着身姿，弄姿摆腚，一众男女在舞厅里拼命地吼唱，热闹非凡，音乐声、呼喊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
走进舞厅，一股香味刺鼻的香水味扑面而来，那是香精和汗水的混合味道，让人有些窒息。小包间内相继安了门锁。
当我随着大家进入时，电源没有被完全切断，一盏霓虹灯牌在窗外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红蓝光交替映照在满是脚印的地板和我的脸上，如同无声的警灯，渲染出一种超现实的、令人想入非非的氛围。
我在舞厅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只高跟鞋，那精致的鞋跟和亮丽的颜色，与这略显杂乱的舞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走进小包间，里面堆满了不少空酒瓶，地上还有一些杂乱的纸屑。这些物品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曾经的喧嚣与荷尔蒙的肆意飞扬，当晚，所有在舞厅的相关人员悉数被带回派出所审查。然而如今，它们却成了“罪证”，成了判定这里进行“流氓活动”的依据。
我站在舞厅中央，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什么是“流氓活动”？什么是正常的青年娱乐？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又是由谁来界定的呢？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制定政策的官员，还是眼前这些群情激愤、喊着打倒“流氓”的群众？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似乎一切都被简单地贴上了标签，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就像这个舞厅，昨天还是年轻人的娱乐场所，今天就成了罪恶的渊薮。
几天后的时光悄然流转，这座城市迎来了一场盛大且庄重的公审大会，地点选在了开阔的市体育广场。
公审当日，阳光洒在广场的每一寸土地上，可广场上早已被熙熙攘攘的人群填满，人山人海的景象蔚为壮观。人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从四面八方匆匆赶来，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着各种不同的光芒，他们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心愿——亲眼见证这场庄严的审判。
而我，有幸作为参会人员，静静地坐在观众区域。目光缓缓投向台上，只见法官们表情严肃而又不失慷慨激昂。他们挺直了脊梁，以洪亮且铿锵有力的声音，逐字逐句地宣读着一个个被告人的不当行径。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千钧之力，敲击在人们的心头。
再看那些站在台上的年轻人，他们被挂上了标示身份的牌子，原本乌黑的头发被剃去，露出青涩的头皮。他们神情麻木，有的眼中还带着深深的惊恐，就这样呆呆地伫立在台上，好似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已然丧失了所有的抗争之力。他们的眼眸中，满是恐惧与迷茫，如同置身于无尽的黑暗深渊，宛如迷失在黑暗之中的羔羊，找不到前行的方向。
我手里拿着一份待公布的新闻稿草稿，看着眼前这热闹而又荒诞的场景，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抽离感。只不过我在观看一场按剧本演出的戏剧，而我自己，也不过是幕后一个微不足道的道具管理员。
那些被审判的年轻人，他们真的都是十恶不赦的罪犯吗？也许他们中有一些人确实犯了罪，而有些年轻人可能犯了错，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们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对待？是否有机会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充分的辩护？我看着台上那些年轻人绝望的眼神，心中充满了同情和无奈。法律的公正，在这一刻，似乎被狂热的情绪所掩盖。
“严打”行动暂告一段落，为了宣传这次行动的“丰硕成果”，需要一篇总结性的新闻稿见报。我作为行动办公室的一员，负责起草了这篇稿子。
在稿子中，我尽量客观地描述了行动的过程和取得的成效。然而，我的稿子在经过层层修改后，最终见报了。
当我拿着新鲜的报纸，目光扫过那些铅字时，突然，我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由于印刷机器的故障或是铅字磨损，那个“从重从快”四个字中的“快”字的竖心旁和“夬”印得有些分离且拉长了，看上去极像“从重从快乐”。
我盯着这个诡异的错误，愣住了。一股巨大的荒诞感席卷了我的全身。
这个印刷缺陷，像一道闪电，瞬间照见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下，某种扭曲而真实的潜意识。它精准地戳破了严肃的官方叙事，露出了一个黑色幽默的裂口。
我默默地折起了报纸，将这个错误深深地藏在了心里。这个错误，成了我心中对1983年夏天最深刻、也最冰冷的注脚。而我这个小小的档案员，也在这场风暴中，经历了心灵的洗礼和挣扎，对“公正”的定义有了更加深刻而怀疑的思考。
随着夜幕的再次降临，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街道上的灯光依旧昏黄，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而我的心情却无比沉重。
但我知道，1983年的这个夏天，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我人生中一段无法忘却的特殊经历。它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我的心头，让我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断反思，不断探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