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大捷与燕云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其影响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不断扩散，深刻地重塑着北地的政治地图。
金国裂痕，愈演愈烈。
燕京的宗干在遭受涿州惨败后，被迫采取守势，这给了云中的拔离速喘息之机。拔离速虽也震惊于忠义军的强悍，但更乐于见到宗干吃瘪。他趁机巩固了对西京道（大同周边）的控制，并大肆宣扬宗干“丧师辱国”、“引寇入室”，在政治上猛烈抨击燕京朝廷的合法性。
双方在居庸关、古北口一线陈兵对峙，小规模冲突不断，但大规模战事却暂时平息下来。金国事实上形成了以燕京为中心的“东方朝廷”和以云中为中心的“西方政权”两个对立的权力核心，内战进入了僵持阶段。这种分裂，为忠义军在燕云地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空间。
临安决策，困兽犹斗。
南宋临安朝廷，在最初的震惊和内部争吵之后，秦桧集团最终定下了应对基调。公开层面上，朝廷对北方战事保持沉默，既不褒奖，也不斥责，仿佛从未发生过一般，试图冷处理以降低忠义军的影响力。
但暗地里，封锁与渗透的力度空前加大。江淮制置使司麾下的水陆军马严密巡逻，几乎完全切断了忠义军与南方的物资通道。同时，大量的细作、说客携带着重金，被派往河北、河东乃至燕云，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离间、收买、破坏。
一份由戴宗截获的密令显示了秦桧的狠毒：“……若能使其内乱，武松、卢俊义、梁兴、赵云等人互相攻伐，则为上策；若不能，则助金剿贼，亦无不可……”
盟约巩固，北地砥柱。
外部压力非但没有压垮新生的抗金同盟，反而使其更加团结。卢俊义坐镇河北，稳扎稳打，逐步压缩完颜彀英的生存空间。梁兴、赵云在河东与银术可反复拉锯，牢牢牵制住金军西线兵力。
而在燕云，我并未急于向外扩张。深知根基不稳，盲目扩张只会成为众矢之的。我将主要精力放在内部整合上。
军制改革：正式设立“忠义军燕云行营”，自任都统制。下辖五军，分别以涿州、易州、矾山堡、洙水、蔚州为基地，由燕青、施恩、石秀以及新提拔的易州豪强王善、洙水义士董才分领。定期轮训，统一号令，确保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政令统一：设立“燕云宣抚司”，由“复土盟”中德高望重的老儒生和精明干练的士人共同主持，负责民政、财政、司法。颁布《燕云暂行条格》，作为临时法典，做到赏罚分明，吏治清明。同时，向控制下的各州县派遣学官，兴办乡学，宣讲忠义抗金之理，从思想上凝聚人心。
经济自强：面对南方的严密封锁，我们一方面鼓励境内屯田、畜牧、采矿，另一方面利用张荣在东海建立的通道，通过海路与山东、高丽乃至更远的地方进行贸易，换取必需的盐铁、药材。虽然艰难，却也勉强能够维持。
这一日，宣抚司呈上一份各地士绅联名上书，内容却让我与一众头领陷入了沉思。
上书的核心只有一句话：“……燕云故土，沦陷百年，今赖将军神武，得以光复。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恳请将军顺应民心，建号施令，以安境保民，共抗胡虏……”
“建号施令？”燕青眉头一挑，“他们这是……想劝进？”
厅内一时寂静。所有人都明白这四个字的分量。这已不再是简单的义军山头，而是向着建立政权迈出的关键一步。
石秀沉吟道：“如今我等控扼燕云数州，带甲数万，民心归附，确非昔日可比。若一直以‘义军’之名行事，于号令统一、对外交涉，确有不便。”
施恩则有些担忧：“只是……如此一来，是否太过招摇？恐成为金虏与临安共同的靶子。”
我沉默良久。士绅们的提议，并非没有道理。一个正式的名号，能更好地凝聚力量，统合资源，也便于与各方势力打交道。但正如施恩所言，这也意味着我们将彻底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再无转圜余地。
“名号之事，关乎重大，需从长计议。”我最终缓缓开口，“眼下当务之急，仍是巩固根本，练兵积粮。可令宣抚司先行厘定官制，规范礼仪，至于建号……待时机成熟再议不迟。”
我没有完全拒绝，也没有立刻同意。这是在巨大机遇与风险之间的谨慎平衡。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虽未公然建号，但“燕云行营”的设立，《暂行条格》的颁布，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军政体系的建立，已然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与金、宋鼎足而立的割据政权雏形。
武松与他的忠义军，在时代的浪潮推动下，不知不觉间，已站在了一个足以俯瞰整个北地风云的高度。
裂土称雄，大势所趋。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更加如履薄冰，却也更加波澜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