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二章：百业筑基，星火渐稠
一、太原钢铁厂的“钢花新焰”
1963年深秋，太原钢铁厂的转炉车间里，钢水奔流的光芒映红了工人们的脸庞。老炼钢工王铁柱握着钢钎，袖口被火星烧出了好几个洞，他盯着炉口翻腾的钢水，像盯着一团跳动的火焰。“老李，再加两包硅铁！”他对技术员喊，声音盖过了机器的轰鸣，“按李工程师说的比例加，这炉钢准能达标！”
技术员李建国正对着化验单皱眉，纸上的“硫含量”指标离“军工用钢”标准还差0.02%。他抓起旁边的“红旗牌”算盘，噼里啪啦打了一阵，额头的汗珠滴在算子上：“加30公斤锰铁，中和一下硫元素！”这法子是李明远上个月来调研时提的——用廉价的锰铁替代进口脱硫剂，成本降了三成，就是得精确控制比例。
转炉倾动时，钢水在炉内划出道金红色的弧线，溅起的钢花落在地上，瞬间凝成黑色的铁珠。王铁柱想起十年前，厂里炼出的钢全是“豆腐渣”，一敲就碎，只能做农具；现在，他们炼的弹簧钢能做坦克履带，薄板能做枪管，上个月还为南京长江大桥炼了批特种钢材，技术员说“能顶五十年不生锈”。
车间外的轧钢机旁，卷成筒状的钢板正被送出，表面泛着蓝黑色的氧化膜——这是“发蓝处理”的新工艺，能防腐蚀，是工人们照着苏联图纸改良的，用本地的烧碱代替进口药剂，效果一点不差。“这卷板要送到长春一汽，”调度员拿着工单喊，“做解放卡车的大梁，要求严得很，半点瑕疵都不能有！”
王铁柱蹲在车间门口抽烟，烟是“大生产”牌的，纸卷有点糙，但烟味够劲。他看着年轻工人用“东方红”叉车搬运钢坯，那叉车的链条是厂里自己锻造的，比进口的耐磨。“以前咱炼不出好钢，腰杆子都挺不直，”他吐了个烟圈，“现在不一样了，部队的同志来拉钢，都给咱敬烟，说‘这钢能打胜仗’。”
傍晚的厂区广播响了，播放着最新的生产捷报：“本月优质钢产量突破8000吨，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王铁柱掐灭烟头，往车间走——他要接着炼夜板，争取把那0.02%的硫含量再压一压，“得让咱的钢，比苏联的还硬！”
二、四川农机厂的“铁牛进村”
1964年初春，四川绵阳的农机厂里，工人正给“工农-12型”手扶拖拉机刷漆，红色的漆料是重庆油漆厂的新产品，加了桐油，在潮湿的气候里也不容易掉皮。厂长赵建国蹲在拖拉机旁，用抹布擦去轮毂上的灰尘，眼里的光比漆料还亮：“这是第500台了！上个月给德阳的公社送了20台，反馈说比牛强十倍，一天能耕三十亩地。”
技术员小张正调试发动机，那是仿苏联“德特-24”做的，但缸体换了成都无缝钢管厂的材料，重量轻了100斤。“赵厂长，按李工程师说的，把喷油嘴孔径缩了0.1毫米，油耗降了！”他拉着油门线，发动机“突突”响起来，黑烟比以前淡了不少，“公社的老乡说，以前加一桶油耕五亩，现在能耕六亩半。”
车间外的空地上，几个公社来的农民正围着拖拉机转圈，手指在轮胎纹路上来回摸。“这铁牛真能在水田里走？”一个戴斗笠的老农不放心，“咱这田埂窄，牛都得慢慢挪。”
赵建国笑着跳上拖拉机，打着火往旁边的试验田开，轮胎碾过泥地，居然没陷进去——轮胎是上海橡胶厂的，花纹是工人们照着水牛蹄子设计的，抓地力特别强。“你看，比牛稳当！”他在田里转了个圈，留下两道整齐的辙印，“一天耕的地，够你家两头牛干三天，还不用喂草料。”
老农们看着直咂舌，其中一个从怀里摸出个布包，里面是皱巴巴的人民币和几张“农业贷款”条子。“赵厂长，我订一台！”他把布包往桌上一拍，“公社说买农机能贷款，三年还清，利息还低。”
赵建国赶紧让会计开票，票本是“成都造”的，纸页厚实，上面印着“农业机械化”五个字。“这拖拉机还能拉货、脱粒，”他指着后面的挂架，“冬天不用耕地，能帮你拉甘蔗去糖厂，一机多用！”
傍晚时，第一台拖拉机被农民开走了，“突突”的响声在田埂上回荡，惊飞了竹林里的麻雀。赵建国站在厂门口，望着拖拉机的影子越来越小，突然觉得这铁家伙比真牛还亲——它不用歇脚，不用看病，能让农民少流多少汗？他想起李明远说的话：“农机不是奢侈品，是让农民能直起腰干活的工具。”现在看来，这话一点不假。
三、上海纺织厂的“布票新篇”
1964年夏天，上海国棉一厂的车间里，织布机的“哐当”声震得人耳膜发颤。女工陈招娣脚踩踏板，手里的纱锭转得飞快，织出的“的确良”布上，蓝白格子像片整齐的田垄——这布是用新疆的长绒棉织的，比普通棉布挺括，还不容易皱，上个月刚被选为“出口免检产品”。
车间主任拿着新到的纱线进来，纱锭上印着“青岛国棉厂”的字样。“招娣，试试这批‘精梳纱’，”他笑着说，“用了李工程师建议的‘三次梳理’工艺，毛羽少了一半，织出来的布跟绸缎似的。”
陈招娣换了纱锭，织机的声音顿时变了调，更清脆了。她看着布面上的格子越来越密，心里盘算着：这布一尺能做半个袖口，比以前的棉布省料；按国家定价，一尺才0.8元，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能买十尺，够做件新衬衫了。
车间的角落，新安装的“自动换梭机”正在运转，这是工人自己改装的，给老织布机加了个弹簧装置，不用停机就能换梭子，效率提高了20%。“以前换个梭子得手忙脚乱，现在机器自己就办了，”陈招娣对旁边的徒弟说，“你看这布面，没了换梭时的断纱，多平整。”
仓库里，刚入库的“花布”堆成了小山，上面印着牡丹、菊花、向日葵，颜色鲜活得像要滴下来。保管员正用“上海牌”磅秤称重，秤砣是黄铜的，磨得发亮。“这批布要发往西北，”他对来提货的供销社采购员说，“那边的同志说，少数民族老乡就爱这艳色，做裙子、坎肩都好看。”
采购员掏出布票和钱，票面上印着“叁尺”，是全国通用的。“现在布票比以前松快了，”他笑着说，“去年每人每月三尺，今年加到三尺半，听说就是因为你们厂的产量上去了。”
陈招娣下班时，路过厂门口的展销亭，里面挂着件“的确良”衬衫，领口挺括，袖口整齐。她摸了摸口袋里的工资，心里盘算着：再攒两个月，就能给弟弟买一件——他在部队当兵，穿这衬衫准精神。夕阳透过纺织厂的窗户，照在流动的布面上，像给日子镀了层亮闪闪的光。
四、北京电子管厂的“微光突破”
1964年深秋，北京电子管厂的洁净车间里，技术员周明正用镊子夹起一枚三极管，放进检测仪器。这管子玻璃壳上印着“北京-6A2”，是他们自己设计的，能装在收音机里，让声音更清楚。“第108次测试，”他对助手说，“噪音系数降到2.5分贝了，比苏联的6N2还低0.3！”
助手小李赶紧记录数据，笔记本上画着密密麻麻的曲线图，旁边贴着苏联电子管的解剖图。“灯丝电压降到6.3伏，比原来省了10%的电，”他指着参数，“农村的电池收音机用这管子，一节电池能多听三天。”
车间的烤箱里，新一批电子管正在老化测试，温度设定在80c，模拟南方的潮湿气候。“以前咱的管子在南方用一个月就坏，”周明看着温度计，“现在加了‘陶瓷底座’，是景德镇特种瓷厂做的，防潮，还绝缘。”
隔壁的装配车间，工人们正给“红灯牌”收音机装电子管，这收音机是上海无线电二厂的，外壳是塑料的，比木质的轻，还不容易裂。“加了咱这三极管，杂音小多了，”一个老工人调试着音量，“你听这评书，跟在现场听似的。”
周明拿起一台装好的收音机，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面正在播放新闻：“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电子计算机‘109乙’研制成功……”他突然想起三年前，李明远来厂里时说的话：“电子管是基础，就像盖房子的砖，砖结实了，才能盖高楼。”现在，他们的“砖”终于能和苏联的比一比了。
傍晚的实验室，周明对着显微镜观察电子管的灯丝，钨丝像根细头发，却能在高温下发光。他想起小时候，村里只有一台收音机，全村人围着听；现在，他们造的电子管，能让更多人听到北京的声音，听到外面的世界。这微光虽小，却能照亮一个个角落，让日子不再只有柴米油盐的单调。
五、筑基者的“年轮”
1965年初，李明远坐在国务院的小会议室里，翻看着各地送来的工业报表。太原钢铁厂的优质钢占比从1958年的12%提高到45%，四川农机厂的拖拉机年产量突破2000台，上海纺织厂的“的确良”布出口量占全国三成，北京电子管厂的三极管被五家收音机厂定为“首选配件”……这些数字像树木的年轮，一圈圈记录着发展的痕迹。
“李同志，你看这份报告，”计委的老陈递过文件，“地方上想上一批新项目，比如武汉的钢铁厂、重庆的汽车厂，都想一步到位，用最先进的设备。”
李明远指着报表上的“设备自给率”一栏：“1958年，我们的设备80%靠进口；现在，60%能自己造，但核心部件还得进口。”他在“武汉钢铁厂”旁边画了个圈，“可以上，但得有条件——炼钢设备用自己的，轧钢机进口一部分，边用边学，不能再走‘全盘引进’的老路。”
老陈点点头：“就像你说的，一口吃不成胖子。当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我们消化了十年才摸到点门道，现在自己干，更得慢慢来。”
窗外的玉兰花正开，洁白的花瓣在阳光下透亮。李明远想起太原钢铁厂的钢花、四川农村的拖拉机、上海纺织厂的布匹、北京实验室的电子管，突然觉得这些“不起眼”的进步，比任何宏大的规划都实在。它们就像玉兰花的花苞，看似普通，却在积蓄力量，总有一天会绽放。
“发展不是比谁跑得最快，”他合上报表，对老陈说，“是比谁走得最稳，脚印最深。等我们的钢铁能自己造军舰，拖拉机能铺满田野，布匹能让老百姓不用再为布票发愁，电子管能撑起自己的电子工业，那时候，才算真正立住了脚。”
会议室的阳光安静地落在报表上，那些数字仿佛活了过来，变成钢花、变成铁牛、变成布匹、变成微光，在岁月里慢慢生长，交织成一张结实的网，托着这个国家，一步一步往前走。而那些在车间里、田埂上、织机旁默默付出的人，就是这张网的经纬，平凡却坚韧，支撑着梦想一点点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