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八年的初春，陈九逃到澳门，从澳门猪仔馆的李四爷那里卖掉从差役处抢来的财物，换来了一张去往古巴的船票。
那时他还天真的以为能挣到钱，带老母过上好日子。
陈九付了船资，因此在船上享有一个八人间的简易铺位，其他同船的“猪仔”就只能人挤人地生活在暗无天日的船舱下面。他们才刚出发，就已经背了近百鹰洋的债务。
船资三十，没钱支付船资就只能抵押自己未来的收入，往往翻倍。
这些人里有活不下去的难民，有像陈九一样犯了事的逃犯，竟也有听信了传教士或者人贩子的良家子。
在家乡工作一整年难以果腹，海外的工作一月五到八鹰洋的收入让这些人前赴后继地来送死。
船舱昏暗无光，三个多月的航行几乎毁掉了他们的眼睛，导致下船后几周内都见光流泪。
猪仔船抵达哈瓦那港口后，接着就被古巴的人贩子卖往各个甘蔗园。
早春离家，此时已经盛夏转秋，才刚半年，陈九却感觉已经沧海桑田。
货舱木门在锈蚀合页的吱呀声中开启时，咸腥的海风卷着暑气涌进来。
七十多个黝黑的面孔浮动，甲板在烈日下泛着白光，远处甘蔗园的青烟笔直升向苍穹，像无数根折断的骨头在燃烧。
生死一瞬，在古巴的种种，一件一件翻涌过他的脑海。
时至今日，他们又要去另一个异国他乡。
陈九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
船上的水手远远地看着他们上船，泾渭分明的站在一边。陈九这伙人经过血与火的淬炼，目光中一闪而过的杀气让人不自觉警惕。
十几杆长枪，几乎人人都有刀，连十几岁的少年看他们的眼神都像毒蛇一样。
船长叼着烟斗看着甲板上蠕动的人群，默不作声，心底却隐隐有些后悔。
同为混血杂种，在西班牙殖民者当中都是底层中的底层，只能靠着冒着生命危险走私点货物糊口。他和菲德尔在黑圣母酒吧相识，很快就在菲德尔的刻意经营下建立了隐秘的联系。
他也不想冒这么大的风险，可这一船的利润足足够他来回四趟，不由得他不动心。
菲德尔再三保证，这帮黄皮不会闹事，他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他这是走私船，没有那么多的空间住人，所以多数还是挤在货舱。不过看在钱的份上铺了干草，也不禁止“货物”们上甲板吹风，总的来说比人贩子的船要好上不少。
货舱重新封闭后，众人才在稻壳堆里摸到彼此的温度，柱子上挂了油灯，因此还算有些光亮，让人安心不少。
航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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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冬，十二月年，
阿爸金山多寄钱。
新年人人做新衣，
买个肥鹅过肥年”
底舱铁栅栏把加勒比海的夜空切成碎块。浪头一撞船板，咸水就顺着甲板缝往下漏。阿昌拿生锈的铁皮罐接水，哼着老家的小调哄新人睡觉。
上船第七天风暴来的时候，整片海都疯了。货舱吊灯砸在舱壁上，碎玻璃混着酸臭味在黑暗里乱窜。十六岁的阿福缩在陈九怀里打摆子，说梦见监工把滚烫的甘蔗汁往他鼻孔灌，糖浆从眼眶往外冒。
头顶舱门被风撕得咯吱响，海水从缝里倒灌进来，在舱底积成晃荡的水洼。陈九最恨这种命不由己的感觉。在咸水寨那会儿，他一个人就敢划舢板闯海，现在倒好，窝在货舱里什么都干不了。
漂到第四十三天头上，信天翁掠过桅杆的时候，雾里的三藩市海湾渐渐露出真容。
陈九眯眼打量海湾里那些渔船。想着万一活不下去了还能带兄弟们重操旧业打渔，就是不知道这的官差是不是也跟老家似的把人往死里逼。
暗流号的船头撞上岸，晨光正好劈开淡淡的薄雾。几十根橡木桩支棱着歪斜栈桥，每根木桩上都钉着铁丝网。
这个码头不打，都没停几艘船。
卡西米尔带着五个黑番们殿后，扛着捆好的木箱。里头是他们缴获的火枪和几十把砍刀，还有半桶粗盐防潮。梁伯拄着长枪当拐杖在侧面照应着。
陈九的短发乱糟糟的，头发里结着盐壳子。他裹着监工胡安那件鹿皮马甲，前襟被烧了三个焦洞，露出里头带血的麻布衫。哑巴少年套着帆布条编的鞋，紧跟在他屁股后头。
他们一行人已经亮出了刀，持在手上。
谁也不知道下船是什么情形。
他们带了刀枪，还有大量的金银细软，食物、临时药品等，由不得不小心。
远处被太阳照亮一大片的建筑，都很低矮，大多是木质或者砖石的建筑，最高不超过三层，街道上人流像蚂蚁一样。
菲德尔说过，他们即将登陆的是三藩市的南部，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区域。这里有许多隐蔽的码头和港口，便于走私船的停靠。
南滩是一个充满活力但又混乱的区域，居住着大量的移民，包括爱尔兰裔、华人和意大利裔，充满了喧嚣和混乱。
远远看过去，码头东侧货堆旁，将近二十个爱尔兰壮汉正在清点刚卸下船的木箱。酒瓶碰撞声混着唾沫飞溅的脏话，在潮湿空气里格外刺耳。一个大胡子的头目坐在一边的木桶上擦枪，
陈九和梁伯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些明显不好惹的红毛鬼。
这些红毛鬼被晒的皮肤发红，身材高大，体格强壮。货堆外有几个像是领头的人围坐在一起。他们穿着宽松的棉布衬衫和深色长裤，外罩一件厚实的羊毛外套。其中一人戴着一顶宽边帽，另一人则戴着一顶毡帽。他们的脸上带着粗犷的线条，眼神中和陈九对视时透露出危险和警告的意味。
这些黑帮成员的腰间都有凸起，不是短枪就是刀。